胡锦涛乡亲江苏泰州挂美国旗抗议强拆
中共中央党校校刊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拆迁矛盾已成为中国当前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文章呼吁，通过明确公共利益、民众参与程序和司法救济等法治途径解决拆迁矛盾。但有中国学者认为，民众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是解决拆迁问题的最大障碍。
根据中国民间权益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今年初发布的《中国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报告，拆迁矛盾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其原因与政府部门大量使用暴力，侵犯公民权利有直接的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当前的拆迁矛盾包含百姓和政府双方，而且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一方面是，百姓认为“钱给不够，参与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及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不断加价”，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部分。文章认为，拆迁矛盾并不是死结，而是需要在涉及公共利益界定、合理补偿、民众参与监督以及司法救济等法治原则上加以解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民众无法在法律层面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保障，这是中国官、民双方拆迁、征地矛盾的根本所在：
“中国没有一寸土地属于私人所有，所以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保障。在城区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土地也不可以自由交易，所以关于土地的价值也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市场去衡量。公民天然地就没有办法去跟政府进行抗衡。”
在武汉的维权人士秦永敏则指出，涉及公民权益的征地、强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整个中国现在就只有一个地主那就是‘政府’，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就是这个执政党。农村的土地，农民不可以卖，村长可以卖；城市里，市民房屋下的土地市民不能卖，市长可以卖。政府地方财政已经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奸商、官商勾结。还有很大一块就是分配给黑社会，现在全国每一个县市都有所谓的‘拆迁公司’，这些‘拆迁公司’就是合法的黑社会组织，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我作为‘中国人权观察’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这样的案例反映到我这里来。”
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今年初发布的《拆迁与征地观察》月报统计，中国各地2012年发生拆迁征地致人死亡案达多达21起。其间抓捕伤人、黑社会打砸及被拆迁者自焚、跳楼等事件日趋惨烈。拆迁暴力的背后往往是政府公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相互依托。
《学习时报》的文章建议，房屋拆迁需要以国家征收作为前提；而征收又要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以此减少利用所谓“公共利益”为名的商业拆迁行为。同时，公民在征地、拆迁中的全程参与也是确保其利益免受不当侵犯的最佳途径。文章说，民众参与一方面可以增加监督，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是目前各国的普遍做法。注重发挥舆论监督，可以引起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
就当前中国强拆现象引发的社会不满和暴力冲突，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文章还认为，法院相比政府和信访部门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原因在于法院具有中立性和相对小的危险性；救济范围具有广泛性和示范性；同时救济结果还具有强制性和终局性等，能够发挥社会减压阀与平衡器的作用。
贺卫方教授指出，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司法系统独立机制的建设，正是中国大陆解决拆迁矛盾所遇到的现实难题：
“在立法上，什么叫‘公共利益’一直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定。太多的其实是商业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公共利益’。而且因为建设、房地产开发，跟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太密切。司法独立也太重要，法院跟政府利益都纠结在一起，那么法院就没有办法独立进行判断，往往法院也就会变成一种‘看门狗’性质的机构。”
秦永敏则表示，从众多被拆迁者常年上访不果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难以在现行体制中获得真正的司法救济和参与监督的权利：
“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司法解决，但事实上所有关于这一类的案件一般都是不立案的。很多人年复一年、十几年、几十年上访，最后死在上访路上，就要因为司法的大门对老百姓是关门的。在现有体制下，任何公众参与都只是一个装点门面。所有的听证会，都是为当权者、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哪怕有极个别的人在那种听证会上说出了民意，一般也是不会给你采纳的，所以对这我们都是不报希望的。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还是需要我们去一点点解决。”
中国维权人士秦永敏今年多次公开致信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共产党执政当局正视中国日趋突出的社会矛盾。秦永敏表示，他提出的“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正是要推动中国公民投身参与国家制度的政策监督，其中也包括土地所有制改革。但他的三封公开信发出至今，并没有得到当局任何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