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3年4月，东莞农民工青年上街要求民主宪政。(新左翼民主劳工论坛)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自2012年11月正式上台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尊重宪法、维护法制，也令海内外对新领导层抱有很高的政治改革希望。
今年元旦《南方周末》的“宪政”梦献词告一“段落”后，有关宪政的讨论和言论随后沉寂了很多，直至最近中国党刊《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的文章，论述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一时间支持和反对声音四起，在中国国内似乎引发了一场应否宪政的辩论。
《环球时报》发表《“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社评文章，称“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光明日报》则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权威许崇德教授的文章《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对反宪政进行驳斥。
宪政与社会主义
中国法学专家和媒体就“宪政”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各执一词时，远在美国的中国宪政问题学者王天成向BBC中文网表示，杨晓青文章中没有什么新观点，也有很多谎言，但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她说宪政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是不相容的，这个观点是对的。问题在于她认为社会主义是应该坚持的，也假定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2003年曾写道：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历史和观察一下中国的现实，就可以发现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就是西方历史形成的东西，而不是中国历史形成的东西。
法学界普遍对于宪政的解释是，宪政是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也就是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因此也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这一理念得以实现，需要有竞选、多党制，权力分立来确保政府的权力得到制约。
王天成说，“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从历史角度来看到现在为止都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立在私有制加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样的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我们没有见过它和宪政联系在一起，也不可能联系在一起，因为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经济手段、生产资料、生产方式，搞计划经济，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公民没有独立意志，只有服从。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怎么可能搞宪政呢?”
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是根本制度，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共执政60年，宪法也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尽管“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之名从来没有改变，但在经济制度方面，前30年左右的修宪基本是一个逐步消灭私有制的过程，而后三十多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则是私有经济逐步确立地位的过程。
王天成指出，杨晓青的文章假设社会主义是对的，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试验过，它已经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已经把它给否定了，70年代末期就开始改革了，就开始放弃公有制了。”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不是还是公有制很值得怀疑，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现在肯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贺卫方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也表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设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他说：”如果不去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整套的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建设宪政。“
政改
近年来，在中国支持宪政改革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或许在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倡导宪政是相当合情合理的诉求，从理论上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可选道路。研究宪政多年的王天成说，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学者只要推崇普世价值，都被笼统地称为”宪政学者“，算是中国的又一个特色。
不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经济改革走了30多年，政治制度改革却停滞不前。
在王天成看来，最近反宪政文章的出台应该是一个信号，与前段时间的“七不讲”一样，都显示出中国领导集团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究竟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
他预测，新一届的中国领导集团将继续在经济上有所改革，但政治上却不会有所作为，除非经济改革失败。“现在指望领导集团去推动政治改革更加困难更加不现实。”
贺卫方教授也认为，像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很典型是急迫需要宪政的，但宪政与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的意愿”存在的矛盾或许是宪政在中国不能进行的根本原因。
王天成希望，有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投入到公民社会，“你多采取一些行动，中南海可能还真有所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