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记者先生在主流喉舌（《台大校园：“傅钟”为谁而响？》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介绍台湾大学校园重要标志“傅钟”的历史时，写道：“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猝死于台大讲台，新闻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却被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学生们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台当局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
这段往事，我相信六十几年前曾经参与要求“惩办凶手”的学生们现在仍可现身说法者大有人在。那天下午六点左右傅先生是在台湾省参议会会场列席备询发言后，因脑溢血突发昏倒，急救罔效，五个多小时后逝世。他绝不是如记者所想像的“猝死于台大讲台”。假如死在讲台，难道他是被听课的学生“气死”的？学生们还有“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的必要吗？
说来有趣，“弃世”与“气死”之辨，既是误会，也是事实。事缘翌日早晨，台湾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傅校长昨夜弃世。因为他有闽南口音，有些记者把“弃世”听成“气死”，大家立刻把问政作风一向强硬的郭国基参议员跟傅先生的对话联想在一起了。有人再向李万居求证，他随口说出“傅校长确为郭国基所气死”，此事又见次日《新生报》。当时台湾媒体有一种说法：议坛“郭大炮”与学坛“傅大炮”交锋，后者不敌前者，一战而亡矣。
最近东方出版社推出《蒋介石在台湾》系列书《危急中的台湾》一册，称傅斯年为台湾教育捐躯第一人，把他的人生最后一天写得极为生动。不过，几年前人民出版社的《傅斯年传》专著，内容丰富，对逝世经过更有一番详尽的记述。现在年轻一辈人也许不明白，台湾大学是国立学校，为什么校长有义务到省参议会备询呢？由教育厅长陈雪屏答询不就够了吗？只因傅先生认为大陆丢掉了，办教育要靠台湾的税收，他应该出席省级议会，表示他的民主理念和负责态度。
至于整个事件没有扩大恶化而及时落幕，主要原因也不是什么“台当局官员出面解释清楚”。我倒认为，大雨骤降，有缓和气氛的“天意”之外，校方的处理方式堪称得当。台湾大学教务长钱思亮在十一月底到欧洲访问，那时可能还没回来。二十一日为悼念校长，台湾大学停课一天。那天一早，学生纷纷集合省参议会，打布条，喊口号，为了报仇，要杀郭国基而后快。时近中午，群情沸腾，警察大有不可招架之势。突然间，台北下了一场大雨，弄得大家饥寒交迫。下午一点二十分，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劝解学生。他说，傅校长跟他在北京大学就是好朋友，他的不幸，自己感同身受；傅校长乃学术界第一流人物，为何要跟没见识的地方议员相比呢；戒严期间，大家行为要有节制。他把情理法三方面都提到了。最后，他洒泪喊道：“本人保证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请同学们回学校去。”大家知道郭国基早已溜跑，再留下似无大作用，只好解散。
郭国基曾说，希望傅斯年在天之灵，有朝一日能从台湾议坛把他召去。这个台湾政界的硬汉，从省参议员做到市议员、省议员，以至于立法委员。一九六九年，他终于在国会议员任上病逝。用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他虽是台湾籍议员与政府的强烈批评者，却属“统派”而非“独派”，难怪现在的在野党对他的吹捧兴趣乏乏了。
来源：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