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想到冀中星会去北京，还会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炸弹，因为他的身体从肚脐眼以下已经没有任何知觉，甚至几年来邻居都很少见他出过门，如果没人帮助，他连家门都出不了。
可这次，34岁的菏泽鄄城县富春乡大冀庄村村民冀中星，不仅去了北京，还找到首都国际机场，做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冀中星62岁的老父亲只是埋头哭泣，他说二孩子的腿不中用了，现在手又断了，但这不要紧，包扎包扎，还能回来。
有人将冀中星与厦门纵火案里的陈水总相关联，他们同是社会底层的人物，还引用专家的话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冀中星与陈水总不同的是，他在引爆炸弹时，曾经反复提醒旁边的人——“快躲开，快躲开!”相同的是，在去北京之前，他确实已经“生无所恋”。
找来残疾朋友
把他抬上出租车
7月20日凌晨6点多，冀中星的父亲冀太荣帮大儿子看完空房子，回到自己家的小板房，发现二儿子冀中星不在，这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从2005年在东莞打工被“打伤”后，二儿子肚脐眼以下的身体已经完全没有知觉，而且自己家门前的土路坑洼很多，如果没有父亲帮忙，他根本出不了这个家门。
可现在，家里的门上了锁，锁在一米多高的位置，在平时，冀中星根本够不着。
冀太荣赶紧给冀中星打电话，儿子在电话里简短地说：“我有事出去一下。”他的语气很平静。
冀太荣也没太当回事，这位62岁的农家老汉平时除了照顾二儿子吃喝拉撒，还要自己种家里的一亩八分地，他没有力气细想儿子突然不在家这件事。
直到当天晚上，鄄城县公安局的人来到冀家，跟他了解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自爆的事，他才知道，儿子去了北京。
冀太荣也是事后才知道，冀中星其实事先联系了一个朋友，还叫好了出租车。“那个朋友跟他一样有点残疾，可能同病相怜吧，就帮着把他抬到出租车上，把轮椅放到后备箱里，然后冀中星自己打车去了鄄城县长途汽车站，在那里坐上了去北京的客车。”鄄城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冀中星的父亲冀太荣回忆,冀中星离开家之前没什么异样。
冀中星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偶尔用来娱乐的麻将桌。
就这样，双腿已经瘫痪的冀中星去了北京，此时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已经抱着“生无所恋”的心态。
直到二儿子出事后，冀太荣才想起冀中星临走前一天晚上，突然莫名其妙地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收起来，老父亲干活很累，说“不用吧”，冀中星就发火了：“要是我不在家了呢，粮食淋湿了怎么办?”
打工反“被打残”
理想破灭了
冀中星的脾气在被“打伤”后的八年里变得越发暴躁，尤其是最近一段日子，所以在临走那晚他突然发火后，老父亲仍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很正常啊，我没觉出有什么不一样。”
二儿子发火，对冀太荣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也只有这个62岁的老父亲，一直在跟瘫痪的儿子相依为命，照顾他的吃喝拉撒。
早在2002年，冀中星的妈妈就患肝病去世，冀太荣一直照顾着二子一女——冀中星有个哥哥叫冀中吉，已经成家，但家境也很差，还有个妹妹，出嫁后，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在外地打工。
更差的境遇出现在2005年，那一年，在广东东莞开摩托车载客的冀中星被“打伤”。
后来冀中星在博客中描述，“我倒地以后，七八个治安员仍举着钢管、钢筋朝他的腿部、脚部、腰部勐打。”结果冀中星的腰椎体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以后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冀中星只在东莞住了27天医院，就被哥哥接回了菏泽老家。东莞那边的案子完全托给了广东的两名律师。
就在冀中星住院期间，曾和他一起在东莞打工的女朋友、一个贵州姑娘，守了他七天后，在得知他将终身瘫痪的情况下，终于离去。
打工挣钱、娶妻生子、补贴家里，冀中星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一下子全部破灭了。而在这之前，认识他的村民都说，冀中星是个开朗而且稳重的小伙子，“很勤快，也很能干。”
“以后我们再也没去过广东，去不起啊，花钱太多，一碗面条就得十几块，太贵了!”7月21日凌晨2点多，冀中吉在打工的内蒙古包头市街头徘徊着，一边哭一边对本报记者说。
深夜两点，他仍然没有回到在包头租住的一个月100元的出租房内，他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一遍一遍地问记者：“我们没钱，北京的医院会不会给他看病啊?只要把我弟弟生命弄回来，别的啥都行。”
“我们曾经上诉，失败了。后来律师又给我要伤残鉴定，上诉又失败了。我让他们把那些打官司的文件邮回来，也没给。现在那些打官司的文件，还在广东那边律师的手里。”冀中吉已经记不清楚关于案子的太多细节。
冀太荣更是搞不清楚两次败诉的事情，很少出门也认字不多的他，只是按律师的要求寄材料，以及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子是“外地人”。
官司败诉就拿不到赔偿，可冀家的生活还要继续。
“你为什么
不带我去东莞上访”
2005年，只有26岁的冀中星从此瘫痪在床，他的身体自肚脐眼以下完全没有知觉，饭要父亲做好端到跟前，小便要父亲帮忙，大便时，父亲要使劲儿按压他的肚子，然后用手一点一点抠出来。
这种生活不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年累月。冀家的小屋里常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邻居也很少再登门。只是他们偶尔从冀家的房前路过时，经常会听到父子俩的争吵声，或者冀中星暴躁的埋怨声。冀家成了大冀庄村最穷的家庭，其实，大冀庄村整体也不富裕，这里的年轻村民大多在外打工，留下的村民靠种点地谋生。
冀家的三间破房开始漏雨，家徒四壁，还是当地政府帮他们盖了几间板房。冀中吉已经成家另过，他有两个孩子，常年在外边打工，他还患了肝癌，只是这个消息他隐瞒了家人，大家都以为他得的只是肝病。家中就剩下冀中星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当地政府为冀中星办了低保，每月110元。此外老父亲种了1亩8分地，这里面父子俩各占9分，后来乡政府看冀太荣既要照顾儿子，又要种地，实在忙不过来，又给他也办了份低保。再加上后来冀中星的残疾人补贴，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冀中星父子俩全部的收入。
冀中星开始上访，但他的身体让他难以离开鄄城，甚至只是走出家门，他都必须得靠父亲的帮助。
冀中星最远的一次是到北京，在冀太荣记忆里，他只记得二儿子去过一次北京上访，“是在北京奥运会那年”，具体日子他已经记不清。
那次，当地政府带着冀太荣，去北京接回了冀中星。老乡苏华在北京见到冀中星时，“他腿上的裤子撸上去之后，腿都已经萎缩，很细很细了。可他以前是个多壮的小伙子啊。”
后来，冀中星还跑到菏泽，想从那里坐车去东莞上访，但没有成行。
而经东莞市信访局、市公安局核实，冀中星及其家人信访记录共有三次：一是2005年7月8日到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二是2009年9月致信中央政法委，三是2013年7月17日，东莞市信访局收到国家信访局转来冀中星在国家信访局网上的投诉信。
而最后的这次上访，冀中星并没有离开家门，他应该是在网络上完成的。但无一例外的是，最后的这次上访他仍然没有成功。
比上访失败更打击冀中星的，是他连走出家门上访的能力都没有。
冀家的争吵也从老爹做的菜难吃、没人帮他解手等等话题开始，统统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结束，每次，冀中星都要满怀绝望地大喊：“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啊?我自己又去不了，也许去了，我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可每次，老父亲都会息事宁人地叹息：“你已经这样了，又不能动，到那里吃的住的地方都没有，谁管咱们啊?”
10万元，
总有用完的一天
冀家对赔偿的要求越来越低，刚开始律师建议要33万，后来一再败诉，赔偿金额降到25万、20万、15万、12万……有一次，东莞方面到河南出差，顺便到冀家去了一趟，提出赔偿8万元，“如果嫌少，那就算了。”
在鄄城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最终双方的赔偿金额定到10万元。2010年3月30日，深圳厚街镇公安分局与冀中星签订保证书，冀中星保证今后不再因为此事而到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但这10万元并不是冀家希望的赔偿金形式，而是“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据冀太荣说，他用这10万元给冀中星买了部笔记本电脑、摩托三轮车，还有一台麻将桌，逢年过节时，邀请亲戚邻居来家里打打麻将，天天呆在床上的儿子会偶尔笑一笑。
在邻居眼里，冀中星是“很正常的”，并没有悲观和仇恨。甚至，天气好时，冀中星会在父亲的帮助下，骑上摩托三轮车，到镇上转一圈买点零食，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
但10万元总有用完的一天，除了吃饭，冀中星还会抽烟，还要看病。
冀太荣发现儿子迷上了电脑，他常常在躺椅上玩电脑，一直玩到睡过去，然后醒来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电脑。
他不知道儿子迷什么，QQ、微博、博客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还都太陌生，“虽然我认得几个字，但电脑上的字太小，我也看不见。”
邻居发现，他们经常几个月见不到冀中星出门一次。他躲在家里，越来越不愿出来。
冀中星又开始陷入焦躁，父亲做饭晚一会儿，上厕所不及时，或者水有些凉，他都会发火，尽管这是夏天。
“一会儿想开了，一会儿又恼火，永远气不忿，还说‘我死了一回了，我还怕死’?!”冀太荣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他QQ空间里，就有一些很偏激的话。”苏华说，他问冀中星，冀中星却又什么都不肯说，“我只是能感觉到他心里很痛苦。”
冀中星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可以诉说，长期卧病在床的现状，穷困的家庭以及家里难闻的气味，都让邻居很少再跨进他家的门。没有人会跟他交流，他不愿也没人可以诉说。
冀太荣觉得，冀中星抱着电脑睡着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直到有一天，他在最后一篇博客里，留下了一句话：“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