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15
蔡霞：各位同学大家好!很荣幸，上学时没到北大，今天能来北大和各位同学讨论问题，于我而言非常荣幸，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总算在北大的图书馆里坐一下，这是好事情。
我跟张千帆老师报的发言题目是《宪政无关乎主义》——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无关乎主义。
在这个题目下，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宪政与主义有关吗?
我不是专门搞法学研究的，对学理上的论述要向在座的很多同学、老师请教，只是从生活常识来看觉得它跟主义没有一点关系，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甚至是社会生活中客观规律的体现，是规律的一种要求，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这种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所形成的一些做法，变成现在称之为“宪政”名词的东西，跟主义没有一点关系。为什么现在一谈宪政就要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类词语去讲?除了学术探讨的渊源以外，目前中国社会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僵化保守的概念思维没有变，什么都是概念化、口号化，抽象地从概念上空洞地谈这些东西，所以陷入争论，而且拿这些争论阻挡现实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抛弃这种思维。
为什么说宪政无关乎主义?宪政的最根本含义是什么?是保障人权。怎么能够做到保障人权?必须要有法治，以法治来保障人权。人聚在一起形成社会，形成社会要有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管理)，那必然要出现权力是怎么产生的，权力是谁的这些问题。在人类政治生活的长期发展中，一些民族和国家逐渐摆脱了专制政治，提出社会的公共权力是人民的，每一个人的，每个人把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机构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于是产生公共权力的问题。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所以人民当家作主。就此，宪政的核心内容是人权、民主、法治。那么宪政的功能价值是什么?两条：一条是限制权力，限制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权力。大家都知道国家不是空的，是政治权力的系统机构。在这些机构里谁掌握权力?是由人操控和运作国家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握有权力的人处在强势地位，没有权力的人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权力很可能变成强权意志侵犯社会公众利益，侵犯在座每个人的利益。由此一定要限制权力、规范权力。限制和规范权力才能够免予被权力所伤害，使权力为公共利益做它应该做的事。所以宪政的基本的功能价值是限制权力。这是一个方面。
宪政的功能价值其第二方面，是在一定意义上限制民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当中的利益是多元分化的，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涉及公共利益时必定有不同意见，是多元社会。我们讲人权是指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要得到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尽管实现的程度怎么样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与法治建设相关，但最基本的理念是：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公共事务处理中，就有一个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关系，如果民主不加以节制，有些人很可能打着多数的名义伤害少数人。而每个人都可能因不同的事情沦落为少数人的境地，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存和安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所以宪政功能价值是两条：限制权力、限制民主。
拿什么东西保障人权?我觉得是法治。所以宪法实施的基本要素离不开法治。法治要规范权力、规范多数人的行为，一定要有怎么去实施它的问题。宪政的基础是主权在民，权力是人民的权力，那就有人民怎么去使权力有效运转的问题。由此避免不了选举——这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之一。选举是要建立委托授权的关系，选举无非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一般说来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群规模限制着民主运作的模式，小范围可以搞直接民主，但人群大了、范围大了不可能什么都搞直接民主，必然搞间接民主，因此代议制的民主产生了。代议制民主的实行也是需要法治来确立来规定和运行的。
这种代议制机关，在西方叫议会，在中国就叫人大，说到底只是名称不一样，实际行使的都是代议，表达民意，进行重大事务的决策。我们非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以区分，说那是资本主义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骗人的，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要有什么不同，坦率讲，我们的人大制度现在还是虚名为多，地位是虚置的，职能作用是虚化的，没有真正发挥作为民意反映、民意表达、民意决策的主权机关，这个东西倒真和国外不一样。所以人大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代议制就是我们讲的人大，我觉得没有大的区别。
二是宪政就是要限制权力。现在很多人讲不能搞三权分立，小平同志是说过“不搞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是现象而不是本质。透过现象抓本质，三权分立背后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要，必须得要。什么东西?三权分立的背后是制衡。分权的目的在于制衡。我们知道，权力过度集中一定会成为祸害，要防止权力祸害社会公众，防止滥用权力的罪恶发生，就一定要对权力加以必要的制衡。这种制衡是两方面：一个是不同功能之间的权力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所以决策立法、执行与司法分开。这种制衡都需要，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
其实权力制衡原理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用，为什么?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无关乎主义。最简单的例子是体育比赛。大家都知道定比赛规则的人不能当裁判员，当裁判员的人不能去踢球，踢球的人不能自己制定规则，体育比赛中有没有分权制衡的问题?肯定有。
又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有些人认为那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一个单位里报销钱，得到领导那儿签字，拿到了签字才能到会计那里报销。会计一看签字了，审下来没有问题后给你做账，出纳才会给你钱。签字是一个人，也就是决策者;下面是审核的、监督的一个人，会计者;执行的是一个人，给你钱的人。这是不是三权?是不是分立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哪个单位没有这样的工作部门?
再比如前几年我到成都做农村民主的电视节目，讲到村民委员会办事时，村民要进行民主监督，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村委会主任拿着公款买东西报销，报销时村民监督小组监督他，这已经是分权制衡了。但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互相之间还制衡，农民们把村民理财小组的公章分成五瓣，每个人拿1/5的章，五个人意见一致，把五瓣章用橡皮筋捆起来，这个章才能盖成圆章，钱才能报回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钱不合理，就甭想报帐。所以制衡原理在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用，不在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学理上探讨规律性现象，形成学理分析和论述最先是自由主义学者们提出的，但不等于这个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专有，实际上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律现象人们发现了、认识了，表述出来，提高行动中的自觉认识，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无关乎主义。
再说多党制问题。有些同志说搞宪政一定要搞多党制。于是，一边说坚决不能搞多党制，一边说就要搞多党制，种争论也很常见。我觉得这都是抽象概念型的思考问题。政党是从哪里产生的?多党制不是说有三个党、五个党就能弄成个多党制。这要从政党的产生来看。政党是从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就产生了不同利益群体都有表达自己利益、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由此人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活动，于是形成政治组织。政治组织的最高形态是政党，所以政党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发言人，是利益的代表、代言人。政党从社会中产生，发出的声音能否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要看两点：一是政党作为利益的代言人，其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是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是，这个声音发出去，社会公众就支持，政党就会有影响力，就会有力量;二是取决于社会中利益之间的博弈。社会利益群体中的利益互动博弈，催生社会力量不断生长，政党就逐渐生长出来了。
一个国家中，政党的产生是不是因为你愿意就产生，或者因不愿意而阻止它、扼杀它，政党就不产生呢?不是的。政党产生是由社会决定的。政党体制也不是由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为基础决定着政党力量的大小，最后形成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所以政党制度是变化的东西，不可能有哪一个政治愿望规定下来，静态的、永远不变，这不可能。大家看印度，甘地领导印度人民赶跑英国殖民者时只有一个国大党，但到1993年大选时形成了两大党，印度长期一个大党现在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两大党，印度还有地方性政党,在这里就不说了。英国以前典型的是两党制，最近这几年选举中产生了三党现象。日本长期是一党独大,党内分派,但最近这些年代选举中,日本出现了两党制。所以政党制度不是人为规定的，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力量发展和互动的结果，是历史运动的过程。
就我国来讲，如果不承认我们国家是多党制的话，那我们把民主党派算成什么?实际上我国已经是多党，客观上就是多党制，我们的问题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值得研究。能否做到政党之间政治上的平等，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共同参与国家生活，发挥各自政党的作用，这个还有待于厘清。所以把多党制分成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这无从解释中国的现实。如果否认中国现在是多党的，除非认为民主党派不是党。当然，现在民主党派是不是党，就我个人来看，离名副其实的政党差很远，还是要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它。
宪政所讲的基本要素，无关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社会生活的规律、基本要求，通过分权、制衡、政党体制等达到社会利益的大致均衡，在利益诉求、利益互动过程中以宪法的有效实施保障实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宪政的根本要义在这个地方，价值取向在这儿，所以不在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层意思。
二、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先天缺陷
为什么现在说到宪政是如临大敌?以致于“宪政”不让谈?我觉得这和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先天缺陷有关系，先天缺陷导致我们国家宪政建设的艰难。
缺陷在哪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是两大类型，西方学者写过一本《姊妹革命》：一个是英美革命，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人类走向民主政治，这两个路径的实践不同，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富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其中既有体现了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步过程中和民主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这对我们今天怎么理解民主、把握民主政治、把握宪政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姊妹革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本身具有共同思想的前提，即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生而平等，但最后的结果截然不一样：美国走向自由民主以立宪、宪制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现了200多年的社会稳定。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群众性大革命，摧毁旧制度，讲共和民主或者平等民主，随后形成了法国一百多年不断的社会动荡。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里有共同的思想前提，但又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这里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
那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怎么看待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英美革命我们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民的大革命。为什么?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底层群众起来反对贵族、反对国王。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阶级斗争角度去看，高度赞赏法国大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由此把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成果与做法推崇为共产党人的民主观。后来由苏联列宁接替下来。而国外对列宁是怎么评价的?“列宁是东方的罗伯斯庇尔”。
我曾经把英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做过一个比较，我觉得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和不同结局，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和思考。第一，群众性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难以完成建立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美国革命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时，13个州的代表坐下来做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建造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是英勇的战士;但在制宪时，战士就成了建设者。法国大革命讲的是摧毁而非建设。革命后若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所以法国群众性的大革命使社会不断动荡，社会难以正常运行。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没有一个宪法基础上的法治来控制和保障，哪怕我们得再好的口号和原则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美国革命《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但法国大革命把《人权宣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喊，但没有宪政基础上的法治保障，所以后来迟迟不能进入新的社会正常运转秩序，形成的是一种社会大恐怖。法国大革命讲的是人权，讲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实际上革命成了以多数人的名义搞恐怖、流血、大屠杀，实际上是反人权的，民主走向了它的反面。
第三，要实现人权、保障人权，就要有效建立分权制衡的体制，这对于摆脱专制走向民主极为重要。法国大革命中可以把国王处死，但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国王手里原封不动的转移到当时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我们国家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摧毁一个旧制度，但没有真正改变和摧毁这种绝对权力，只不过绝对权力从原来的统治者手里走到现在所谓的政党手里。所以专制政治的影响仍然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走向极端，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但以新的形式恢复专制，而且可能比旧的专制来得更加专制、更加绝对。所以这些东西是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很看重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是法国大革命明显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有考虑到真正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后来执政后的几十年，党领导国家建设中有成就，但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严重错误中，包括文革中无谓地牺牲和伤害了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才有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讲“要民主法制建设”，因此才有讲“文革是践踏人权、践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障”。这和我们的民主观缺陷有关系。今天之所以把宪政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实际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叫民主政治的理解极为肤浅、原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解放思想，必须真正研究人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客观规律，不要把客观规律分成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概念范畴。如果承认经济中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的话，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走到井田，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承认人类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客观规律同样不姓资不姓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法治，什么叫宪政，才能真正做到推进制度变革、制度创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活得安全，免予恐惧的自由。
三、今天的中国推进宪政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2008年我到西班牙进行了半个月的考察，回来后有半年时间寝食难安，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在考察中西班牙学者给我们介绍了西班牙在佛朗哥将军去世后是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的。这让我思考了很多：佛朗哥1975年11月去世，10个月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76年9月去世。在佛朗哥去世以后的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和平的民主政治转型。我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用30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初步增长到现在的快速发展.今天,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多元分化情况下，中国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这个问题提到我们必须正面面对的议事日程上了，这是我们现在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当时听到西班牙介绍这个情况时很认真，在去西班牙之前我也做了一个功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林达的《西班牙旅行记》，书上专门介绍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矛盾、各方力量较量、同志集团的内部斗争等，但是他们最后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型进程。我自己把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和中国现在将要面对的民主进程做了个比较，结果有半年时间自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因为我有觉得有“四个结”无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来可能会发生社会大动荡。那半年中心情特别不好，一直在思考，想寻求四个无解能否变成有解。2009年7月4日的乌鲁木齐事件促使我写了一篇文章。即乌鲁木齐那天晚上发生的残杀无辜的骚乱事件让我感到如果不真正重视解决中国如何和平进行民主进程的问题，那7月4日乌鲁木齐事件就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事。
在这里我提出这四个无解，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是和平推进民主改革、民主进程需要社会和执政集团共同努力，当政的和在野的都要共同努力。
在和平推进民主进程中，西班牙原政府内部的统治力量自己作了转变，中国共产党能否作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转变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佛朗哥去世前，他交代要把国家权力还给年轻的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将军专制独裁期间,老国王被流亡国外，佛朗哥将军将胡安.卡洛斯扶养起来，到佛朗哥去世前，他明确表示将来的国家全力交还给胡安.卡洛斯。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即位后启用新人苏亚雷斯做首相。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西班牙进行全民公决，究竟是继承佛朗哥将军的独裁专制体制还是搞民主政治的体制。在全民公决中，78%的公民参加了公投，94.2%的人赞成政治改革，建立民主体制。这使原来佛朗哥将军内阁的老人们看到了专制政治大势已去，而他们也想在未来的民主进程中赢得新的生存空间，所以这些老人纷纷出去自己组织政党，寻求未来的政治生存空间。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这个魄力和勇气寻求自己在未来民主进程中的新政治空间，而不是老抱着28年流血牺牲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理由与基础?坦率地讲，28年流血闹革命，荣剑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参与流血闹革命的，但必须要说这是父辈们作出的牺牲奋斗，和现在执政掌权的人没有一点关系。现在掌权的人自己没有流一点血，所以不能把前面人的牺牲奋斗作为自己掌权的理由。现在执政掌权的人要做的是能否把人民的事真正办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如果现在掌权的人自己从28年流血那个说法中走出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有很大的政治空间。但目前党内一些人老觉得你一提宪政民主就威胁到他的执政，自己把自己封闭。此思维若不转变，会把中国共产党自己憋死，会造成很大问题。由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全党发出的所谓“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个政治警醒，实际上是“政权兴衰周期律”专制王朝的政治规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规律。“政权兴衰周期律”隐含着一个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权力姓张姓赵还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权不能丢。拿这个说法警告党员干部防止政权丢失，恰恰反映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影响。
二是西班牙提升社会公平有助于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我们现在能否做到?四个无解中唯有这个最容易解。西班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到1977年人均已经达到了3260美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时社会矛盾很多。但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就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劳资谈判协商机制、社会对话机制，包括进一步发展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对话的机制，逐渐放开新闻言论环境。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社会公平程度逐渐提升的情况下，当西班牙推进民主政治时，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与其中，而是由极左、极右的政党委托中左、中右的政党进行谈判，中左、中右政治倾向的政党谈判结果，极左、极右的政党都认了，社会老百姓也认了。看起来西班牙民主进程中社会公众不在场，但实际在场，是他们默认了这个结果。因为社会的公平程度逐渐提高，社会保障底线有了，这就为西班牙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公众可以接受政治谈判的结果。
而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中国社会里几乎是人人讲政治。其实，社会是有分工的，让搞政治的人讲政治，搞经济的人专心做企业，做学问的人静心做学问，大家各干一行，这才是人人“安居乐业”，这岂不是很好?但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讲政治。为什么?因为社会环境不宽松，社会贫富差距很大，而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都建立，特别是人的权利的法治保障安全底线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人人都缺乏安全感。这使得社会环境很不宽松，改革只要一动就有可能使各种矛盾像火山喷发一样地爆发出来。王岐山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说明他确有担心。中国共产党如何争取宽松的环境推进民主?四个无解中这是最好解的。
三是能否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和解?西班牙在推进民主进程时，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大家达成了两个共识：西班牙是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一切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第一。第二，民主进程如何推进?要有政治和解，基础是保障人权，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全民共识，制定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宪法。由此，西班牙国内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倾向的政党都承诺在宪法基础之上、在法治框架之内共同合作，和平推进民主政治。这两个基本共识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在有些问题上达成和解?另外我们的宪法有没有全民认可，是不是从上到下都认为宪法反映了社会的共同意志?大家是不是都能在宪法基础之上、法治框架之内开展合作、妥协、理性的建设，推进民主进程?我们国家在宪法问题上、法治问题上，这个基础还不是很扎实的。从执政党本身来讲，宪法是否为我们的最高权威?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以人为最高权威。当执政党和政府本身没有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的话，那么老百姓眼里也是没有法的。所以一些党员干部用政治权力强制的压制社会民众，社会民众没有权没有钱但有命，所以底层的老百姓有可能跟你拼命，于是出现了激烈的暴力对抗情况，这使得民主进程中有可能出现暴力现象，社会有可能陷入动荡。
四是西班牙进行和平民主进程时，曾经有军人试图搞军事政变，颠覆民主进程。这时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宫里发表了一刻钟讲话，就平息了这场政变，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西班牙的民主进程。西班牙有两个力量超越世俗社会，属于结构性的力量：一个是国王。西班牙国王是这个国家全民族的人格象征，国王可以超越世俗社会中不同党派、不同利益群体的纷争，对各个群体、各个党派产生影响，是作为民族意义上的人格象征，大家都听从国王的。一个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另一个结构性力量。恰恰在我们国家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我们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宗教，不可能把政党变成超越世俗社会、代表全民族或者全民族成员都接受和认可的民族象征。因此在世俗生活中(政党本来就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互动、利益冲突、利益博弈需要一套制度构架和平化解，最好的东西是宪法、宪政、民主法治。要想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唯有把宪政做起来，大家都认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宪政体制下，在共同的规则下开展执政党、政府于上各方的合作，来推进国家民主建设。要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动荡，就必须有一个东西大家都认、都遵守。所以宪政、宪法的实行对我们国家后面的民主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必须是摈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那种空洞概念化、对立型思维，真正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必须努力地为宪政而呼、而喊，身体力行的维护宪法、实施宪法，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型
——从追求民主的革命党到实践民主的执政党
蔡霞中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编者按：2011年6月28日，上海生产力学会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报告会。学会邀请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作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型”的主旨报告。以下是蔡教授的报告记录，未经本人审核。
一、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奋斗与民族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共的九十年是改变民族命运的九十年，没有世界工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就没有中华民族深刻的改变，也就不会有民族危机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出世。民族命运是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推动并影响着民族的发展。
1、文明碰撞与民族命运
近代以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体上落后于西方。
人类社会由生产力发展经历三个文明阶段：(1)传统农业文明时代(2)近、现代工业文明(3)当代“大科学”与“高科技”的信息文明时代。
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主题——文明转型
需要解决的的三大问题：民族独立;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百年前我们的先贤对中华民族落后于欧洲文明的三层概括：
2、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从革命角度讲：社会主义救中国、革命胜利为中华民族追赶工业文明奠定了历史前提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与历史内涵
我们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内涵多，对其历史内涵发掘少，研究少，因此对一些问题注重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多，但把握规律不够。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追赶现在文明追求民族振兴道路的探索中做出的历史抉择。当实践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的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追赶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型与民族命运——民生政治与社会进步
1、制度文明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问题
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直接指向制度问题。不同革命时期所对应的制度分别是“推翻帝国”、“威*权*政治”、“民主政治”
2、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生的呼吁和初步实践
(1)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生的明确主张
宪政是什么?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2)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原则：
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贯彻实行“三三制”建政的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据此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并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3、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生体制机制的艰难探索
60年的探索十分的艰难、坎坷;有良好的开端，也有严重的曲折;有深刻的反思，也有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探索。
(1)1949年的国家体制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力量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建国的根本大法。根据《共同纲领》组成的政府，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权。在没有条件进行全国人民普选的情况下，由各方代表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中央人民政府下面有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司法系统。其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中共人士和各民主党派(包括民主爱国人士)一半对一半，充分体现了联合政府的性质。
(2)1954年宪法确立的国家体制
1954年宪法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宪法，它坚持了《共同纲领》人民民主的核心原则，但是国家体制和机制的构建很明显地模仿前苏联，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有：一是人大不能充分履行职能。中央设人大常委会，但地方人大不设人大常委会，地方人民委员会实际作为政府行使行政职能，没能合理划分国家政权机关的决策权与行政权。二是没能解决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家体制内领导决策国家重大问题的路径，执政党内在党的系统和在政府系统工作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缺乏在国家体制内协调沟通的制度通道，由此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加强党对政府领导的名义，将国家事务放在党内决策，逐步使政党取代国家，形成以党代政、政党不分的执政体制和机制。由此，尽管1954年宪法搭起了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但是没有能健全宪政民主的正常运作机制，这决定了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不断积累而难以解决时，只能以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发生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3)文革时期的国家体制
后来文革时期又经历了畸形的国家体制，在全国的国家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层面上，以宪法形式确立了高于人民权力的政党权力。同时全国人大基本停止活动;中央层面国务院勉强维持，使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维持大致的正常运转;地方层面(“被解放”的老干部、军代表、造反派)“三结合”的革委会集决策、行政、司法三权为一体，可以看到党、政、军合一的革委会来稳定社会局面，是一个完全畸形的政权组织。
(4)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政治构架
计划经济下有缺陷的国家政治体制发展到“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权组织形式，就完全背离了人民民主政治。当时我国实际的国家政治构架是执政党高居于国家权力之上，把国家政权系统作为执行政党意图的工具，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对全社会的覆盖性，把政党意图传递到社会中去。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自上而下地运行，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授予出去之后，就不再有控制和监督政治权力的制度通道和实际可能，而只能受政治权力的支配与控制。这不仅使人民当家作主难以充分实现，而且使执政党自身也在异变，造成“执政党国家化、党的领导权力化、党的组织行政化”的现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期望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扭转这“三化”，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本消除这种现象。
(5)1982年宪法确立的国家体制
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我国目前的民主宪政的体制框架。但在实际运转当中还存在一些矛盾，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解决。比如，如何通过健全的制度设计和运转，处理好党和人大、党和政府关系、党和社会的关系等。通过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体制机制，六十年来执政党一直处在艰难摸索过程中。这种摸索表明，革命的胜利只是改变了旧的社会制度，而如何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我国政治体制强调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但是，我们重人民民主专政、轻国家生活中的法治化的人民民主管理;同时认为执政党代表人民，又以具体的人格代表党，强化人的政治权威，不自觉地延续了人治而忽视了法治。
4、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从经济变革到社会分化再到政治发展，民生的背后是民主和法制问题。
(1)民生问题的背后是人权、平等、自由。
一个就是群*体*事件，1993年出现第一例群*体*事件到现在，每年群*体*事件的上升率大概是17%，到2007年的时候，全年共发生群*体*事件8万多起，08有9万多起。从参与群*体*事件的人数来看，1994年大概有73万群众参与了群*体*事件，以后每年以17%的幅度上升，到05年时候被卷入到群*体*事件当中的大概有360万群众。
第二个概念就是信访，特点有以下三点：群众非正常上*访03年以来呈高发趋势;规模扩大化，每年都在1000万起以上居高不下;暴力化趋势。
(2)民主政治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
民主的工具理性——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与长治久安创造必须的宪政法治制度条件。
民主的价值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公正
(3)发展民主政治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转型
第一，从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变
第二，清除传统专制政治的影响向领导民主政治的现代政党转型
三、解放思想与前途命运
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
1、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要与时俱进，使我们的思想意识跟上发展变化的物质世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统一，就必须解放思想，16大报告指出要做到“三个解放出来”。第一，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系中解放出来。第二，要自觉地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第三，要自觉地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点：(1)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2)文明的落差;(3)救亡压倒启蒙;(4)斯大林理论思维模式的影响
2、进一步深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领域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民主的价值具有普适性，民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要承认民主政治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
近代民主实践的姊妹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
(2)美国革命：“宪政建国”
(3)法国革命：“人权宣言”
共产党人延续着法国革命的传统：
(1)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
(2)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而忽视了个人利益的差异性
(3)把民主简单而绝对的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忽视少数人的权利利益
(4)强调统一，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
(5)把自由民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作是妥协，把妥协看作是背叛
法国革命值得汲取的三点教训：
(1)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
(2)是否建立有效的宪政体制和分权制衡机制，对摆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如果没有法治的控制和保障，哪怕是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实现，人民民主将始终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经过了18、19世纪的民主实践，今天“民主”已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性词语：不是简单的“多数人统治，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包含了它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机制。有了这些才有社会的公平性，才有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制度基础，应该成为党在领导国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基本原则。
3、自觉推进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
一个政党要实现自身的历史转型，真正去领导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可以大概归纳为以下5点：
(1)从排斥对立型思维——团结包容型思维转变
(2)从破坏摧毁型思维——建设创新型思维转变
(3)从狭隘封闭型思维——开放吸收型思维转变
(4)从控制压力型思维——服务引导型思维转变
(5)从人治型的思维——法治型思维转变
4、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寻找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效结合方式，党和人民相互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结论
在辛亥革命百年，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苏联解体20年的今天，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一方面要充分肯定成就，同时顺应历史进步的要求，走出威权政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完成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关键一步。
观众提问：
1、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民族都要走向现代文明，但是老子、庄子等一些学者强调现代文明中有很多的缺点，传统的文明也有其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正当性，您怎么看?
蔡老师：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不由人们的个人意志所确定，它一定是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甚至更高的文明，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会有新的文明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具有一定推动、带动作用，在产生新的文明的同时也会暴露出文明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在传统文明，农业文明中肯定会意识不到，在农业文明生活中具有很多的局限性，回头来看，可能是一种很大的历史局限。
文明肯定都是往前发展的，但在进步中，问题会不断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是让我们来解决的，我们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否定现代文明甚至文明的发展趋势，回到远古文明。同样，对于超越时空的文化理念，恰恰是证明了人们对价值的一种追求，这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作为一个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永远都是在追求怎么才能活的更好，但价值的实现在不同的文明、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程度下实现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现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地推进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提高，在人生价值不断实现和提高的同时，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因此这只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所以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要走向现代文明。
2、现在，民主政治在社会上提的很多，大家也都知道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在推行民主政治时，如何与当权者和掌握利益的人寻求平衡?
蔡老师：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同时也进行了快速分化，这种分化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同样也有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我们应当鼓励合理的利益分化，合理的利益分化能够使市场进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能够带来人们改革创新的动力、创造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合理的利益分化我们应该去承认，并且应当去保护。同样，合理的利益分化应当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合理的利益分化就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必须要求惩处和打击，不合法的利益分化完全是一种犯罪。因此，如何去协调这其中的利益，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从政党而言，应做好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公共政策的调整;
第二，社会分配体系不断健全，初次分配在市场，二次分配在政府，三次分配在社会。从政府应有一个分配结构的调整和变革，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起到必要的调配作用，三次社会分配就是社会慈善，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民间的这种力量，并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做好利益的协调、分配;
第三，从根本上深化政治改革，限制权力，遏制既得利益的不断做大。在九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既得利益逐步壮大，而现今可以做到阻挠和绑架政策，甚至于绑架政府、政党。如果下决心往前走一步，并不是说一步到位，而是先用公开、透明、法制去约束权力，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让所有人都在法律范围内，宪法框架内开展活动，用法制来约束权力，用公开化、透明化来约束权力，这样可以很好的遏制既得利益。
对于民主政治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当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都放在人民的具体民主权力中，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程序和制度建设，让人民有愿望也有能力去监督权力，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发挥社会的力量，这样便可以使问题得到遏制和解决，使民主政治得到很好的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