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志军到薄熙来，再到石油帮被一锅端后可能后续被处置的是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中共反腐风声鹤唳、剑拔弩张，官商建立攻守同盟各取所需这一相对隐蔽的贪腐模式，也顺势成为外界管窥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
这种隐蔽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官场颇为普遍，因为在一些涉腐高官周围以及家人身边总是有一些声名显赫的成功商人。高官落马的先例也一再证明，正是这些成功商人为高官或其家人源源不断输送着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到好处，也可以一身清，维持伟光正形象。反过来，商人亦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好处、谋巨额利润。比如巨贪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丁羽心)、薄熙来背后的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以及周永康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等。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大老虎胃口大
中国官员贪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掠夺型一种是共生型。一般而言，像刘志军、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以共生型为主。即官员和商人互惠互利，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且商人必须是忠诚于官员的角色，彼此好比拴在一根绳索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在贪腐过程中，商人凭借与官员“关系好”而占尽先机、现势，在中国官场以及民间裙带关系盛行的特色气氛下，与大官私交甚好已然成为一种无形的资产。有了这层关系膜做保障，便可达到薄熙来在庭审现场所说的“心领神会”、“不言自明”的境界。
就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来说，贪腐数额多达6,460.54万(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其中4,900万来源于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被控滥用职权部分，帮助丁书苗及其亲属获利高达39.76亿元。而且在刘志军的案卷材料中，丁书苗的名字被频繁提及，起诉书提及20次之多。刘志军落马后，曾有一段话最能描述官商之间赤裸裸的关系——刘志军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他需要的时候，丁书苗能为他奔走，并用金钱铺路。
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充当钱袋子和提款机角色则更为鲜明。
按照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发布的薄熙来庭审现场实录内容，徐明出资购买的法国尼斯别墅是薄熙来受贿的主要款项来源。此外，徐明还做些买飞机票、订酒店、买纪念品、买电动代步车、代还信用卡之类的工作。在贪污罪的指控中，牵扯到的500万元也只是来自于时任大连市城市土地规划局副局长的王正刚。所以，看似盘根错节的薄熙来案，如果抛开政治审查，实则很简单。因为官至薄熙来这个层级，500万只是用来“贴补家用”的零钱，尼斯别墅也不过是给儿子做投资，实现政治愿景和理想远远重要于一时的经济诱惑，他们背后的商人也不会是不识大体的虾兵蟹将。
更具体来说，薄熙来在大前方为了政治理想奔走，其妻谷开来、其子薄瓜瓜在后方利用薄熙来的权势大肆敛财，进而形成家族抱团腐败、官商联姻敛财的隐性模式。在这其中，互惠互利的色彩异常鲜明。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大前方的薄熙来，徐明不会成为谷开来和薄瓜瓜的钱袋子，大连实德也不会在招投标项目中一路高歌勐进。如果没有大后方的徐明，为薄熙来扫除后顾之忧，薄熙来也很难视金钱为草芥，一心一意朝着他的政治目标前进。但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同生共死的纽带关系，所以一旦任何一方出事，另一方都难逃追击。比如薄熙来案发端于王立军叛逃美领馆，直接肇因是王立军而非徐明，但因为薄熙来被盯梢，背后的商人徐明也只能认栽。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直接反照。
周永康背后故事多
随着原中央委员、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调查、免职，再加上稍早前的中石油四位高官被一锅端，深陷贪腐和政治丑闻的周永康成了各界瞩目的焦点。而其背后的“金主”和白手套吴兵也被发掘出来，成为隐秘贪腐模式的又一例证和注脚。
就在披露周永康恐成为打破刑不上常委第一人后不久，旋即有媒体紧跟周永康背后的商人吴兵，8月初更是传出其试图逃离中国时在北京西站被抓。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吴兵是周永康之子周斌的铁哥们，周家的所有生意都由他来打点，俨然周家的大管家与投资出面人。如周斌所拥有的四川灵通智远投资有限公司和四川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都由吴兵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据悉，吴兵还帮助周斌从中石油拿到加油站在四川开设120家的授权，中间转手倒卖，赚大钱好几亿。
从薄案庭审时薄熙来与徐明对簿公堂来看，充当周家白手套和钱袋子的吴兵，或将也要经过这个程序。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吴兵被抓的消息属实，那么周永康被调查甚至后续被处理的可能性很大，加之周永康曾在石油系统、政法委、四川等多地任职，所以一旦拔出周永康这根“大萝卜”，势必会带出很多泥点子，其中可能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亲属、商人、官员。
徐明、吴兵这类特殊的商人归于“红顶商人”之列，意在表示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商人，而更像是家奴。
事实上，他们并非官员，也很少在公众前现身，却与中国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处灰色地带，通过与官员，甚至“太子党”结合，形成“官商同盟”、“攻守同盟”。
但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不仅那些寄生在高官羽翼下的商人战战兢兢，没有羽翼护佑的商人也叫苦连天、颇为乏力。此前，在中国企业大佬柳传志、王石、马云、俞敏洪等悉数参加的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上，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就传递了在官商同盟生态下企业家的生存现状，“商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商言商，但在中国，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所以，尽管在商言商一定是好事，但中国的商人做不到。”王石也在会上讲述了自己与薄熙来的一段渊源，带着“后怕”的心态形容自己拒绝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站队可能招致的灭顶之灾。
所以，与其说是官员和商人各自的刚需缔造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商同盟，毋宁说是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逼得商人不得不找个高官“罩着”、官员也不得不傍个大款以解后顾之忧。从当前形势来看，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不仅抓苍蝇，而且老虎的级别也是越来越超过公众预期。作为辅佐习近平反腐的王岐山也是动作频频，从清卡大行动、中央巡视组到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后者掀起的反腐冲击波也毫不逊色。长此以往，不仅涉腐高官无处遁形，就连依托于高官庇护的商人也会悉数被揪出。至于那些尚且没有高官可依傍、叫苦连天的商人，也能暂且长吁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