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过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为这一年隔叁差五就遇到敏感日，从「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还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这不，又添了「叁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过得也挺累。
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神经兮兮的。这样管理国家，管理者不比我们聪明，也不比我们幸福。书里，我写了千家驹先生。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千夫人杨音梨本是知识妇女，證婚人还是胡适。但她几十年来，活得像个小媳妇。「文革」中，随丈夫受尽折磨。千家驹每日归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机关没有事吧？」听到一句「没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饭。杨音梨每日拣煤渣，街道邻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经常对丈夫说：「真想找个地方让我大哭一场，我的病就会好了。」後来，夫人走了，千家驹恨自己无力保护妻子，恨了一辈子。这个细节，给我们描述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氛围和国人的生存状态。不客气地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官府幹的事情，就是如何监管和便於监管百姓；而对知识分子幹的事情，就是让他们不断处於恐怖状态。今天的情况，改善多了，但是，内心的不安全感并未彻底消除。过去经历种种灾难和不幸，改头换面地传承繁衍下来。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圆滑处世。
民族和个人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们民族很伟大，也很悲哀。从思想意识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条坚韧的脐带维繫著内在连续性。没有一个国家能灭绝它，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改变它。中国只有从内部生发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导致它产生实质性变化，达到洗心革面，焕然一新。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属於这力量的一部分。
从《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牛津版为《最後的贵族》）到《这样事和谁细讲》，我写的几乎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上层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罗隆基、史良），学者（千家驹），报人（储安平），文人（张伯驹），艺人（马连良）以及交叉党员（李文宜），另外还有卧底（冯亦代）。自歎没有本事，写不出一部盟史来。这些零星人物荣耀过，耻辱过，高尚过，卑鄙过，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们的经历、表现和命运，也许多少能够让人们找到中国民主党派的兴衰轨迹来。写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为它们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字字连著血和肉。书内《满腔心事向谁论》一篇，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六年，每次都由於伤心过度而搁笔。这类文章，未必有人阅读，遂有「这样事和谁细讲」的感歎。它是清人王庆澜所作散曲中的一句，读来很「水」，想来有味，便拿来做了书名。眼下的生活有如北京的车流，只是向前开去，看不到方向。我怀念从前那农舍与四合院在黄昏时分冒出的炊烟，淡淡的，最有人间气息，令我温暖又怅然。我也相信好日子在後面呢，可惜的是髮如雪，鬓已霜。
二○○九年八月十叁日於北京守愚斋
《这样事和谁细讲》目录
自序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满腔心事向谁论--父母和千家驹
无家可归--罗隆基的感情生活
此生为何--李文宜，一个交叉党员的工作与生活
人物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