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1937年底，日寇在北平收罗一些汉奸文人，成立了伪“国立北京大学”。
1945年9月，为北京大学复员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礼仪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傅斯年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斯年。傅毫不客气，见面后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只得退出，后来再次去拜访傅斯年，表示要谢罪改过，傅接见了他，但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