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涵盖十五个领域的六十项具体改革目标，改革力度前所未有，重点包括司法独立、二胎放开、废止劳教、户籍放宽、土地流转、国企让利、自贸区扩大、国安强化等。但改革还需要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甚至修改法律，并将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阻力，包括握行政审批权的部门、地方政府、央企等。
秋冬之交，一年好景，树树秋声，山山寒色，记载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新政。一年前，他登台执政;一年后的今日，他亮出涵盖十五个领域的六十项具体改革目标，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再次吸引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南海。
三十五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此后的历届三中全会文件，卷卷都有力透纸背的“改革”。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的改革，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三十五年前决定中国改革前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不容易，但落实更艰难。这是一场“动一下都会触碰很多既得利益”的深层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落实难度更不容小觑，来自中共党内派系的阻力，来自整个权力运行系统内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来自不同部门利益集团的对抗，来自与中央顶着干的地方势力的障碍，二〇二〇年要达到目标，七年的路，尽是荆棘，布满坎坷。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会议公报发布，台港乃至西方社会媒体反应平平，失望纷纷，中南海对推进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五千字的《公报》，除了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大亮点外，尽是空泛大原则，品味不出中国未来七年，甚至二十年的改革红利究竟在哪儿，世界舆论为中南海错失创造改革良机而不解，而疑惑。
但三天后，外界关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于十五日发布，旋即扭转了舆论战场。亚洲周刊在三中全会闭幕翌日撰写的报道中就披露，不出意外，《决定》将会三天后发布，果然不出所料。此前的几次三中全会，其相关文件都是会议结束一周后，由新华社权威发布的，而这一次却打破了中共的宣传惯例。可见，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主持拟定的长达两万字的《决定》，向人民向世界发布，体现了北京对这次重大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决心。从历届看，中共最高领导人出任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尚属首次。
从十二日的《公报》到十五日的《决定》，台港乃至西方社会舆论，由批评到赞许，由负面到正面，《公报》令人心为之一振，“前所未有”、“包罗万象”、“出人意料”等词频频出现，前后竟然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西方媒体大标题有：“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胆改革”，“中国披露雄心勃勃改革大计”，“中国改革将经历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三中《决定》，清晰有条理，凸显治国规范化”，“‘非常’动作扎眼，三中改革尽显习近平色彩”……中国大陆的博客、微信的网络世界，十三、十四日，对三中全会，揶揄的，冷嘲的，热讽的，抨击的为主，十五日后，批评的声音淡了，渐渐呈现赞扬声。正如北京学者、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所言，《决定》完全改变市场及民众在三中全会《公报》之后的失落，让市场看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真正前景与方向。
制度．改革．机制．市场
《决定》全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带有“改革与发展”特色的高频词，首推“制度”，出现一百八十三次;出现“改革”一百三十七次;“机制”一百一十五次;“市场”八十一次;“公平”二十次。
三中全会推出的多项改革方案，扫走了市场不安情绪。
《决定》威力无法挡，为香港股市带来庞大动力，大市气势如虹，继十一月十五日(周五)恒生指数上升三百八十三点之后，十八日(周一)港股资金全力追货，令恒生指数大升六百二十七点，逼近年初高位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二点，主角国指更大升百分之五点六五，为近两年来最大单日升幅，成交达一千一百二十亿港元(约一百四十三亿美元)，是一月以来最大成交。大行纷纷唱好中资股前景，得益于三中全会报告详述改革蓝图，概念股全线报捷，内银股、内险股全线抽升。沪深股市同样延续上周五升势，周一再现放量长扬，市场对三中全会后投资机会全面看好，改革主题性概念全面爆发，国家安全、土地流转、民营银行、单独二胎等概念股集体暴涨，共同带动股指走高，在权重板块助攻下，沪综指数一举突破年线。兴全轻资产基金经理陈扬帆说，三中全会后，经济结构转型是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方向，新兴产业代表未来转型的大方向，以成长股为标志的结构性行情仍势在必然，即便出现阶段性调整也有利于成长股的长期走势。
《决定》发布，如果实现目标，中国改革将经历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满纸改革荦荦大端，中国有望发生巨变。说起这场新一轮改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将发生哪些改变?如果你每天面对柴米油盐，你会发现水电气价格下降了——因为《决定》说：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作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
如果你想在中小城市落户，那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决定》说：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如果你生病了，民办医疗机构也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了，在A医院还可能挂到B医院的专家号，如果不幸是大病的话，还有专门救助——因为《决定》说：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允许医师多点执业。
如果你儿子过几年参加高考，那时就没有文理分科了;如果你退休后想赶个时髦，到农村享受田园风光，完全可以去农村买个宅基地盖房了;如果你不成器，你家人今后不用再担心你会被劳动教养了;如果你当上大官，恭喜，你或许要住进“高大上”(网络流行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官邸了……
《决定》中许多改革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市场之预期。比如，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决定性”、对产权界定的清楚要求;城镇化掀起第二次土改;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决定》对舆论尚有较大争议的改革，也表明了推动的态度，如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纪委书记主要由上级纪委提名，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最大难题是改革自己
有香港学者说，《决定》的改革内容触及面之广之深，远远超出人们预期。假如从它们中间拿出一两项，放到西方社会、香港社会都会是大事，这个《决定》如果今后能顺利实施，会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延长。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难题是政府如何改革自己。新一届政府履职后，总理李克强大刀阔斧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立下目标是任期内减少三分之一，第一刀就砍掉一千七百多项中央审批事项中的六百多项。主持减少行政审批工作的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这意味随着审批事项减少，部门职数也将减少，这明摆着是要部门和机构改革自己。
《公报》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最重要、最让人期待的突破，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固然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层面，但其要旨则是以勇气和智慧为「革自己的命」谋篇布局，涉及权力运行和利益调整，特别是制度创新，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涉及的领域和碰到的问题更深刻。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动大手术如临险地，如履薄冰。要攻坚克难，驾驭改革大局，化解利益集团阻挠，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用意所在，设计、协调、落实、推进，要超越现有利益格局，才能力推改革目标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夏春涛认为，《决定》是新时期以来，中共第一个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已不能靠单一改革完成。以往的改革都是专项的，这是首次推出一个设计诸多领域的中央文件。这次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时间表，提出到二零二零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即在今后七年里，中国人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夏春涛说：“纸面上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产生实际效果，还是要落实。这个《决定》提出的仅仅是思路，是大的方向，具体怎么操作，才是最关键的。”他举例说，比如延迟退休、房产税怎么征，这要广泛听百姓意见，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落实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全社会心往一处想。
需要有关部门制定方案
《决定》只是指出方向，拟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几乎所有的改革项目还需要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甚至修订相关法规法律。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一表述引起资本市场极大关注。不过，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日前在北京的一场演讲时说，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面临很多困难，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条件的完善。如果要实行注册制，必须要修改现行的《证券法》。除了法律制度之外，肖钢还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是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发行人等，他们的实际能力还不能胜任注册制，有些投资银行没那么多人力去对IPO企业做尽职调查，内部也缺乏强有力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的支持。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对亚洲周刊说：“当代中国第一次启动改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是寻求经济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领导是‘摸着石头过河’，老百姓是‘在河中摸鱼虾’。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在其它人尚没准备时，突然闯进深水区，经济改革还没完成，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人，连思想都还没转过来，那次改革就夭折了。现在是第二次，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提纲挈领的，其它跟这个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
吴稼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八九年“六四”后一度被囚于北京秦城监狱。他认为，第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现在是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制度现代化，包含经济市场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他说：“按定义，这是深水区的改革，应该比上次难度更大，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由此得到好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八十年代改革从结果上看，经济上获得很大成就，但推行改革的人，可以说最后全部落马，比如在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都是非常了得的人物。比他们更高层的是两任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比两任总书记更高级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的话后来也没有人听了，他南巡就是逼着裸奔了，裸奔结果就是虽然恢复了经济体制改革，把上了岸的改革又拉回到河边，深水区一直没有触及。
所以今日对这次改革，人们担忧能否推到实处，是可以理解的。”
权力交接是最大障碍
吴稼祥续说：“当下最大难度还不是集团利益的障碍，难度就在于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制度上，有一个最大障碍。一般说世界公认中国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权力交接方式是隔代指定，即隔代禅让制，定义就是现任的最高领导人、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的接班人，竟然是由上任党的领袖指定的，每一任总书记继任者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目前改革的最大障碍所在。假如这套改革制度实行的话，很显然，隔代禅让制度就难以确保了，因为会逐步实行选举，选举后民风就会大变，党内党外越来越不能接受隔代禅让制。”
吴稼祥认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十年轮流一次，上一任最高领导人心目中十年后是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准备接班的。这样的团队，就是十年后可能产生的接班人，对现任最高领导人推进的改革，往往不会持积极态度。前面十年基本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倒退到了“小文革”，整个国家不能批“文革”，重庆还大搞“文革”，唱红打黑，这是明显的社会倒退。如此主导中国十年倒退的这个执政团队，按照以前规定，权力交接规则，还要执政十年后的中国，因为他指定了十年后的接班团队。那么现在推行的改革难度就很大了。这次改革，人民不会反对，包括废除劳改制度啊、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这次改革不是集权改革，而是还权改革。一句话，改革的最大难度来自党内。
北京学者易宪容说，《决定》在体制改革蓝图上大胆宏伟，以此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以此克服当前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同时在改革的步伐上小心为上，透过渐进式方式进行。《决定》也表明改革面对巨大阻力。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重重障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已严重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希望透过组织来保证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表明当前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难度，改革者要对自己改革时，其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在《决定》中出现一百三十七次的“改革”是有对象的，涉及整个权力运行系统内的既得利益者，即使习近平表明啃硬骨头的决心，总理李克强表达「壮士断腕」的信心，但要想使改革顺利推进却并非易事。改革实际操作，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些人，这些群体，这些机构，这些部门，这些潜在的改革负能量，必会暗中阻挠，重复过去三中全会以后所发生的一切。
握审批权部门不高兴
任职《工人日报》的北京时评人石述思说，面对三中全会的《决定》，首先不高兴的是过去握有行政审批大权的部门。《决定》强调政府职能将深刻转换、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已经势在必行。当市场被赋予决定性地位后，一些部门干预微观经济从而寻租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更加清晰沉重，但谋求利益的机会却丧失殆尽，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全面启动的背景下，这些人甘心吗?
石述思说，不高兴的还有过去权力不受约束、迷恋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一些地方在传统政绩考核体系下，推行投资主导的短期急功近利发展模式，热衷招商引资，大搞形象工程，使很多惠及民生的政令在执行中走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从中谋取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特权泛滥，机构膨胀，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化维稳。他们会甘心失去“老爷”一样的特权和利益吗?
石述思认为，不高兴的还有垄断央企。这些企业都与权力关系密切，在过去占尽政策资金资源等上游竞争优势，普遍挣得盆满钵满，企业福利待遇笑傲中华，且经常打着经营困难、负担沉重的旗号不足额上缴国库红利，这些普遍享受副部待遇的央企，能彻底斩断与权力的纽带而甘心接受市场化改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