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王歧山在中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时的强调追惩外逃的贪官。(Getty Images)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官员，国家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等就携带大量资金外逃，涉案资金数目惊人。1月28日，王歧山在中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时的强调追惩外逃的贪官态度更泄露了这个情况的严重性。
据德国之声报导，中共腐败官员外逃问题主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官方迄今尚未公布外逃贪官的完整规模数据。中共外逃贪官的主要藏匿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中共喉舌新华在报导中承认，实际数字将会是惊人的。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2013年10月曾披露，在此之前的五年多时间里，被中共官方公布抓获的外逃贪官达6694名。
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28日称，王岐山在中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
此前媒体多有报导，在江泽民的“腐败治国”下，中共体制内几乎无官不贪。2003年，中共就曾高调表示要打击外逃贪官，十年过后，官员外逃越演越烈。就在此前，中共官方还密集审理多位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因此抓腐败被解读为延长中共的执政时间，治标不治本，苟延残喘而已。
中共官员外逃严重携款数目惊人
“裸官”成为中国腐败现象的焦点问题之一。“裸官”现象在中共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中共官场严重的裸官现象越来越引起民间的警惕和反感。
中共裸官外逃现象日趋严重，新的趋势是人数激增，钱数激增，级别越来越高。有报导指，人均携款高达500万元人民币。中国出版的《财经》杂志曾发表“中国裸官报告”，中共官场自1990年代开始进入裸官高发期，贪官外逃携带的贪污款金额骤升。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
该杂志于2011年的报导中曾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跨国金融犯罪与洗钱问题专家杨诚曾表示，加拿大等国家，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加入该国国籍，另一方就很容易拿到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出逃前，早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2010年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透露，中共有118万裸官，相当于每个省有4万裸官。
黑钱外流第一国
美国《新闻周刊》报导，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研究发现，2002年至2011年10年间，从55个发展中国家外流的黑钱总额高达5.9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为1万亿美元以上，约占黑钱外流总额的六分之一，位居榜首。
该机构的总裁雷蒙德.贝克(Raymond Baker)特别指出：“我们或许都低估了中国内陆与香港之间的问题，情况很糟糕”，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数据，范围仅限于商品贸易，而不包括服务贸易，因此很难确定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黑钱流动问题。
例，在薄熙来事件中，日本《朝日新闻》于2012年4月报导称，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非法收入为60亿美元;同年5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薄熙来夫妇利用热汽球生意洗钱。从此可略见黑钱外流之一斑。
中共体制已烂透民众对其没信心
中国知名学者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黑钱外流的主体应该是中共的贪官、富人等，同裸官现象的本质一样，巨大的外流黑钱数字也表明中共官员和富人对中共现有体制并无信心，因为他们先将资本进行转移：“无论是富人、还是贪官都对体制没有信心。”
大量的黑钱通过外贸交易外流后，有些再通过外贸投资等方式回流，这些回流的资本甚至在中国享受到优惠的减税、政府贷款担保、土地和基础设施支持等待遇：“其实它在洗白后，这些钱还会以外资的方式重新进来，流出只是第一步，大量回流的假外资就是被洗白了的钱，大量的游资在中国市场投机的炒作，造成国内物价上涨、通胀等，比如我们看到像房地产虚高等可能都和这些有关，不要看它出去的多，回来兴风作浪的也多，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不断的制造多投或空投，再捞更多的钱。”章立凡说，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知道此中门道。当局的反腐并不是真的体制性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