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本应是总理的主场，自1993年开始的总理记者会更是举世瞩目，也是历任总理展示个人风格、抱负的机会。但今年的总理记者会，比去年更令外界失望，李克强和记者高度「默契」，迴避了周永康、香港普选、中国政改、中日冲突等敏感问题，只能谈谈经济领域的一些设想。李克强在自己的主场竟如此虚怯，浑无一国总理的高屋建瓴，为甚么？
没有尖锐的提问，就难有精采的回答。朱镕基1998年的首次总理记者会令人印象深刻，就因他会前向全国人大新闻局定了两条规矩：第一，要尽可能把提问的机会给境外记者；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提甚么问题都可以。显然，朱镕基也知道外界对总理记者会限制提问的诟病，只是陈疴难治，早年是指定传媒、指定记者，不限制问题，现在发展到指定记者兼限制提问范围。
权力被摊薄
正常情况下，记者会上应是没有不能问的问题，只有不能说的答案。但对中共领导人来说，一旦被问到不能答、不会答的问题，就以为受到挑衅、伤了面子，因此自有一班新闻官出手替领导人限制记者提问。同时，在中共的官僚体制下，总理受到的掣肘较多，不少问题并不是他能说了算。全国人大新闻局前局长周觉透露，1993年筹备李鹏记者会时，就预料会被问到邓小平的健康问题，准备的答案除请示中央外，还要报送邓小平办公室。
可见，总理记者会是否精采，既取决于总理的个人风格，受其掌控政局的信心的影响，更取决于政治环境，受其他领导人对重大问题是否达成共识的影响。温家宝可以勒令重庆反思王立军事件，敲响薄熙来的丧钟，是中共高层的共识。李克强不谈周永康，显示权斗尚未落幕；不谈香港特首选举，是因为港澳事务由张德江负责；不谈政改、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央深改组、国安委的话事人是习近平。权力被摊薄，共识未形成，哪来面对尖锐提问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