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剑认为自己是“体制内不良现象的反对者”，触及底线的，他“百分之百会管”。(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图)
编者按
时隔15年，本报头版头条报道过的官员“记者”熊国剑，再次拨通南方周末编辑部电话。这位勇于批评的基层官员一度选择归入“沉默的大多数”，竟又因官场的猜忌被“逼上梁山”。
当年在熊国剑最痛苦的时候，本报记者劝他留下：就像江永的柚子，换个地方种出来的就不好吃。这话他铭记至今。是什么让一颗不安分的柚子孤独无助，甚至丧失安身的土壤?
但凡当地有负面新闻发生，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他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在举报信上网之后、媒体报道之前的8个月里，当事人皆安然无恙。谁是举报者，反而是江永官场的焦点。
熊国剑此前所写过的批评报道，处理最重的是免掉一个非法砍树的村支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三个接受采访的村支书被免。
“他让一些曾经悲观的人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人在与不良现象公开抗争。”
“深挖”举报人
年初，湖南小县江永，一次史无前例的官场地震爆发：因一起“领导干部子女亲属违规调入事业单位”案，包括先后两任县委书记在内的6名官员被免职。中组部就此向全国通报。影响之大，用一位当地官员的话说：在湖南，“除了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这个了”。
引爆此事的是一个网帖：2013年3月17日，湖南省“党网”出现一篇题为《江永县一批县官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安排自己的子女》的举报信，信中揭发：6名在任的江永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回江永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参加的统一招考。
举报信的落款署名是：不是传说是腐败。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在江永，县级领导可“照顾”一个名额进事业单位，是存在了六七年的一个“土政策”。背景是，事业单位实施“逢进必考”，领导子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招工”进各单位，考试又难以过关，于是改走“调动”路线。由于调动需要相关手续，因此得伪造工作档案。
南方周末记者分别找江永县两位县级干部核实该“土政策”，其中一位表示“没听说”，另一位证实存在，但自己拒绝“享受”。
举报一开始在江永并未掀起多大波澜，事实上，上述网帖发出不久即被删除，上级纪委虽曾赴江永调查，但久未见结果。在举报信上网之后、媒体正式报道之前的8个月里，当事人皆安然无恙。
谁是举报者，反而成了江永官场的焦点。
举报者显然非等闲之辈。网帖中，6名县领导及其子女的姓名、伪造档案的外地任职单位、子女们现在江永的工作单位，都写得清清楚楚，事后也均被查实。人们分析，能搞到如此翔实的举报材料的，只能是官场中人。
传闻中，被怀疑最有可能出“内鬼”的单位分别有：县委组织部、县编制办、县人事和社会保障局，此外怀疑对象还有某些“动机不纯”的县领导及科局长。
一时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几个怀疑对象更是苦恼不已，纷纷借各种场合表明清白。
不过，随着交通局原副局长熊国剑被纳入“嫌疑对象”，所有人均解脱了。
“下面批评上面”
熊国剑，外号“熊大侠”。在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其批评对象上自县委书记，下到村支部书记。199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曾以头版头条报道其事迹。之后，熊国剑又得了一个外号——“包青天”。各地“冤民”纷纷向其求助。求助者中甚至还有法官。为此，不堪重负的熊国剑不得不又写了一篇题为“我不是包青天”的文章。
苦恼并不仅限于此。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熊国剑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2010年，江永县交通局为职工盖的“联排别墅”被《中国青年报》曝光。熊国剑当时是交通局分管住房的副局长，事后自己也和别人一样补交了一万多元。他以为不会被人怀疑。但直到现在，一些朋友、领导仍认定是熊国剑干的。
“违规进人案”发生后，一位县领导分析，二十多万人的江永县，文艺方面就那几个人，能做、想做、敢做的熊国剑算一个。不过，该领导在第一时间即排除是熊国剑干的：“这个人做事敢作敢当，要搞就用真名，不会匿名。”
熊国剑代课教师出身，1988年，因为会写文章，被当时的县委书记曾昭熏看中，招到桃川镇政府，开始了从政生涯。两年后，他全票当选主管科技的副镇长，成为当时江永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之一。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21年，直到2011年升“主任科员”，成为江永资格最老的“副科级干部”。
1995年至1998年，熊国剑调入《江永报》当记者。该报系县委机关报，与县委其他部门在一座楼上办公，江永报在一楼，县委领导在二楼、三楼。由于熊国剑屡屡做本县的批评报道，常被江永干部“一语双关”地调侃为“下面批评上面”。
在这期间，熊国剑还写了诸如《湖南江永强征“烤烟税”干群关系如水火》、《秧苗何辜遭此劫难》等若干批评报道，发表在《半月谈》、《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上，有的还被中央领导批示，虽未产生“严重后果”，却让县领导心惊肉跳。
如今提起来，熊国剑对当年的“血气方刚”有所反思。他承认，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类似的事情全国农村哪都有，但因为别的地方没人写，江永因为有他挨批，确有失公平。
此外，涉事官员有时也显“无辜”。比如，一位镇党委书记因贯彻县里的“香柚进水田”政策不力，被县委书记大骂一顿，带头拔掉了拒绝种香柚的农户家的秧苗。此人本有望升任县委常委，结果因熊国剑的报道告吹。
1998年，《江永报》宣布停办。在讨论人员去向时，有领导提议把熊国剑调到全县最偏远、路都不通的一个乡去当副乡长。熊国剑听说后公开反击：组织安排我服从，但你们别做坏事，否则做一件我写一件!过了一阵，时任县委书记唐长久找熊国剑，问他想去哪。熊国剑说：想去检察院。县委书记笑了：去交通局当副局长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明天就去报到。
就这样，在众人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熊国剑到了交通局，一待就是16年。
“招安”背后
在外人看来，到交通局后，熊国剑一改往日“刺头”形象，开始“安心工作”。由于久不见熊国剑的文章，有惦念他的上级宣传部门领导还私下打听：熊国剑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捣乱”?
刚调入交通局之初，江永官场议论纷纷，认为熊国剑与局长搞不到一块去，没准哪天又要出事。令人意外的是，共事一段时间之后，该局长却在多个场合大讲熊国剑的好话。
有人认定：熊国剑被“招安”了。
事实上，近十年来，熊国剑不仅不再写批评报道，也“不问政治”，不看“江永新闻”，甚至连有的县委领导也不认识。有一次去开一个现场会，见一个人在那指手画脚，熊国剑问这人是谁，对方瞪大了眼——原来那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到江永已经三年了。
交通局原局长2002离任，现江永县人大副主任欧阳小泉接任局长。他与熊国剑共事十年，被认为是能“搞得定”熊国剑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谈及个中心得，欧阳小泉认为：熊国剑“需要耐心的思想工作”，人总是会变化的。他说，在交通局任职期间，熊国剑一直忙于工作，“就没那么多时间去考虑那个(写批评报道)”。
但事实上，熊国剑不再写批评报道的真正原因，只有他本人清楚。
1998年，江永县惊曝一桩丑闻：县里招商引资引来的大台商，竟然是一个毒贩子。其在江永制冰毒期间，曾设法让县里为其配了一辆警车用以运输毒品，还将政法委书记的女儿发展为情妇。当时，已任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按捺不住，调查核实之后，接连写了数篇报道，发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南方周末亦做了报道。
此事非同小可。在熊国剑的首篇报道见报后，江永和其所属的永州市如临大敌，一位市领导专程赴江永开干部大会，花了一个半小时批熊国剑的报道，称“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新闻不像新闻”。
开会当天，有朋友在街上碰到熊国剑，当即大惊：你还不快跑?熊国剑疑惑不已：该跑的不是我啊!
没过多久，当地党报很快登出一篇《毒枭梦断“南洞庭”》的正面报道，表扬江永县委、县政府在冰毒案中部署周密、破案迅速。
此事结局是，被熊国剑认为负有责任的大小官员纷纷升迁，接受他采访的村支书却遭免职。日前，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了这位叫申新贤的村支书，他确认当年“吃了熊国剑的亏”。除了本人被免去村支书之外，他的一个小孩本有望到供销社工作，也因此事受牵连而泡汤。不过，申并不怪熊国剑，因为他也“吃亏”了。
冰毒案成为熊国剑至今未解开的心结。
实际上，到交通局工作之初的几年，熊国剑仍写批评报道。但压力越来越大。江永因屡屡出负面新闻，被一位市领导痛批“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批评监督的“生存土壤”渐被铲除。在“违规进人案”被处理之前，熊国剑所写过批评报道，处理最重的是免掉一个非法砍树的村支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有三个接受他采访的村支书被免。
2002年，江永一加油站倒塌砸死7人，熊国剑写了报道发在外地报纸上，江永县电视台跟进，做的是“正面报道”，但台长却被一位领导臭骂一顿，理由是不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不能跟在熊国剑屁股后面做，“江永绝不允许再出第二个熊国剑”。
江永县县志办曾出版过一本《江永名人录》。出版前，县领导审稿时发现有熊国剑，遂要求拿下。县志办主任拒绝，说熊国剑若不是名人，江永就没名人了。结果县领导拒绝给钱，县志办只得另外筹款，最终还是把书出了。
2003年，江永爆出另一桩丑闻：县里耗资千万元的“引水工程”，承包给了一个没有资质的个体户，因为工程质量低劣，导致屡屡停水，最后全部报废。此事曾被《人民日报》报道，但相关责任人同样安然无恙。
自此之后十几年，熊国剑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
被问及“为什么不写文章了”时，熊国剑多以“老啦”作答。
其实他不算老，到今年也不过51岁。但已身体发福、皱纹满面，头发也掉了一大半，与十几年前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熊国剑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逼上梁山”
就在熊国剑“缴械”多年之后，江永“违规进人案”却再次将其卷入是非漩涡。
2011年，熊国剑响应县里“改非”政策，升为“主任科员”，同时免去副局长职务。2012年10月不再上班，彻底告别官场。
“违规进人”事件初期，熊国剑浑然不觉。按他的说法，近十年来，他早已适应了各类官场潜规则，公款吃喝他参与，公车私用他也干过。对于“违规进人”现象，他已见惯不怪。至于举报，“想都没有想过”。
一直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在乡镇工作的一个老同事约熊国剑吃饭，拐弯抹角地提醒他“不要搞这个得罪人的事情”。
熊国剑没当回事。后来，陆续又有多人“旁敲侧击”，他渐渐觉得“不对劲”。
2013年9月初，另一位老同事突然致电能国剑。“他说你在哪，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找你，你现在马上过来，我问什么事有这么着急，不会是死人吧?他说也差不多要死人了。”
见面之后，对方单刀直入，“说国剑你不能干这个事了，人家非要弄死你不可!”
熊国剑这才知道，举报“违规进人”的事情真的栽在了他的头上。
熊国剑气得不行，找到一位前领导，问对方知不知道这事。“他说知道，没跟我说，怕我生气、恼火”。
问明原委之后，熊国剑很快由生气转为害怕。当年他写批评报道，只得罪个别官员，最多不过得罪县委书记。而这一次，得罪的是整个官场。
熊国剑后来分析，举报被“栽”到他头上，其实有必然性。由于“恶名”在外，领导首先会怀疑是他干的;老百姓因有“包青天”情结，则希望是他干的;举报者本人为了自身安全，也希望别人以为是熊国剑干的。
思前想后，熊国剑认为，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此事公开。
“我完全是逼上梁山。”熊国剑说。
事件发展的走向表明，此事虽非因熊国剑而起，但熊国剑却事实上成为江永“违规进人案”的关键人物。
“你死我活”
2013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以近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江永“违规用人”案。熊国剑是其中惟一公开姓名的受访者。报道还配发了一条关于熊国剑的人物稿，标题是：我不是举报人，但还是想说真话。
报道发表之后，形势大变。江永县纪委当即成立调查组调查，两天之后即宣布媒体报道属实，7名被违规招进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子女被清退。
对此结果，熊国剑称，“完全没有想到”。
但熊国剑的处境却没有任何改善。《中国青年报》报道之后，熊国剑不仅没能“自证清白”，相反等于“做实”了其举报者身份。见报当天，一位县领导即找熊国剑谈话，对其委婉发出警告，提醒其当心被几个被报道的小孩子“找麻烦”。此外，该领导还在一个饭桌上公开对熊国剑表示担心：得罪这么多人，熊国剑以后怎么在江永待?
熊国剑称，斗争形势已是“你死我活”。
继《中国青年报》之后，央视、新华社等媒体也先后跟进报道，熊国剑则成为重要“线人”。
在媒体不断追问和中央领导批示之下，江永“违规进人案”继续发酵。2014年2月，原江永县委书记伍军(被处分时任永州市零陵区区委书记)、原县长陈景茂(被处分时任江永县县委书记)、县编办主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县组织部副部长、县教育局副局长等6名官员被免职，另有9人受党纪处分。
然而，在江永官场，不少人对被处官员充满同情。江永县人大一位副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处理得“太重了”，因为这种情况“不光是江永的事，外面也有，有的甚至比江永还严重”。另一位正科级干部则说，江永相邻的一个县，科级干部就可以有一个照顾名额。他认为，江永错就错在不该弄假档案，如果县里早形成一个文件来规范，或许就不会出事。
这名科级干部对被免职的县委书记陈景茂尤其同情：“(违规进人现象)不是他的发明，他也没得什么好处。”他强调，自己当上单位的一把手，陈没要他一分钱，“当一把手没几十万能行?一分钱没要，别人想都不敢想”。
事件中被免职的县人大副主任则被认为是吃了亏：与其同龄的一位政协副主席，因为结婚早，孩子早年就通过“招工”转干了;而他因结婚晚孩子年龄小，没能赶上“招工”，这次还倒了大霉。
在此氛围下，熊国剑越发感觉到压力巨大。被免职的6名县级领导中，有两个是他在乡镇工作时的老上级。熊国剑听说此案被查处后，这两位老领导曾打算找他“沟通”，但被另一名涉事领导阻止。“找他干什么呢?他又没有做错。”
对于“违规进人”现象，熊国剑以前只是有耳闻，深入研究后发现，此类操作已相当成熟。比如，涉案人员的假档案都是从相邻县级单位开出的，可以防止两单位过近而“穿帮”，很可能涉及两县间领导子女的“互动”。此外，有的还在假档案中凭空造了数年工龄，这样“调”到新单位后可拿到更高的工资。
熊国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说明这种人事腐败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他早有耳闻，却一直保持沉默，其实也负有责任——所有干部都负有知情不报的责任。
一位当年曾编发过熊国剑多篇报道的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熊国剑每做一篇报道，其实都是对自己价值观的一次强化，并形成了强大的职业自尊。在现实环境中，他虽然有所退缩，但始终没有倒下。“他给我一种力量，让我看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人在与不良现象公开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