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非常牢固的国家，从古代的察举到后来的科举，再到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几千年来中国人就被困在无穷无尽的当官梦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夺取江山之后，号称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不过很遗憾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服务型政府，官本位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但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直都只有官本位思想的，先秦时代太早，全且不论，在大清国灭亡后，民国政府虽然也腐败不堪，但是比起后来的共产中国，他起码做到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学生的塑造。大学是思想进步的先驱，民国的大学教授们是很不齿于和官僚同流合污的，中小学教师也是对学生具有着热情的教育家，他们给我们中国人最宝贵的财富，便是一个踢开了官本位思想的教育。有一本书叫做《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是1958年编的，可以从这边书里面看到当年的学生是绝对没有什么官本位思想的，他们1958年在籍高等学校，说明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这与之后中国人越来越重的奴性和官本位思想，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
其实想要钳制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钳制教育，给学生们潜移默化的刻录官本位的基因。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独特的那一档，因为他虽然不教中国人逻辑和哲学，但会用独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始丛林，教会中国人要当官，要掌握权力。
中国人最早接触的“官位”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竞选的“班委”。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小学生一般会有这么几个班级职务，“班长”、“副班长”、“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卫生委员”、“美术委员”，个别还会有“生活委员”，除此之外还会有各个学科的课代表和每一个学习小组的小组长，而中国的班级是很大的，一个班级往往是有五十个以上的学生组成，也就是说，这名额有限的班级职务，构成了小学班级里的“官员”。他们是可以在自己没有官位的同学们面前趾高气昂的，比如小组长一般负责一些班级活动的检查，也有向老师反应本组同学的学习状况的权力，而课代表就更不得了了，他们负责收发作业，我们可以把写作业想象成是一种公民义务，也就是说，他们是审核公民是否完成义务的班级暴力机关。可是呢，他们在中国小学的“官员”里却是最低的那一级，是的，您没看错，中国的小学竟然还有着明确的职级之分。因为无论小组长和课代表如何威风，他们是不具备资格参与班级事务最顶层的讨论的。具备这样资格的人，我们称之为“班级委员会委员”，俗称班委，他们就是小学班级里的党中央。班长权力最大，有权力对班级事务拍板，副班长是个花架子，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地位极高，可以说是一人之下四十八人之上（以50人的班为例）。纪律委员是最大的实权部门，负责向老师检举同学们的行为，体育委员则比较辛苦一般是负责班级集体体育活动的组织以及在校运会上为班争光，但是体育委员在特定时间点，比如体育课和运动会时的权力是大于班长的，也很能过上几把官瘾。卫生委员虽然偶尔要帮同学扫地，但是他的权力也很大，它同样是班级义务“清洁”的检查人员，如果得不到他的认可，你放学后的娱乐时光就要缩短半个到一个小时不等了。美术委员虽然没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毕竟可以指导同学们在校庆等节日负责布置，也是具有临时最高权力的一个职务。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个委员组成的班委会，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他们在决定班级事务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同学们的批准的。所以一旦进入了班委，就天然的高了同学们一等，就成了部分同学争相巴结的对象，比如谁谁趁着课间溜出学校买了小零食，那自然是要孝敬一部分给班长他们的，否则就有可能会被举报，或者是在班级活动中给你穿穿小鞋。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么国外有没有班长这样的班级职务呢？当然是有的，不过和中国的班委是很不一样的，相信有过外国生活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外国人的班长只不过是个干杂活的，班级的事务是全班同学投票决定的，而班长只是个负责计数的，当然外国的班长也有着规劝同学的作用，但是和中国那种命令同学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另外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中国班委的产生，其实中国的班级委员也大都是由一次真正的民主投票开始的，在学期的最开始同学们就争先恐后的毛遂自荐或他荐，然后经过一次民主的一人一票，选出班委。不过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认识，而且年纪较小，所以往往长相是成为班委的第一标准，长得帅的漂亮的，一般都是大家心中公认的班委。但是从这一次民主选举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在中国小学的班级里，还存在着一个苏共中央，也就是老师，他对班级的所有事物拥有最终拍板权，只是因为平时没有干涉的必要，就任由班级委员去决定。凡事总有例外，第一种是“渎职”，比如纪律委员自己屡次违纪，卫生委员不参加义务劳动，等等。第二种是“索贿”，班长副班长索取小零食啦，课代表让别人代写作业啦，等等。这些情况下，苏共中央就会出手，清理掉这个渎职/受贿人员。其实这虽然也有槽点，但是没有必要深究，主要是清理掉渎职人员以后的安排，苏共中央总是会觉得麻烦，“因为小孩子这点破事，耽误了我的工作，那是舍本逐末的事情”，这大抵是中国小学老师最常见的心里，所以这个时候，嫌麻烦的苏共中央就会钦点一个他心里排得上号的乖孩子来接任，给自己省事儿。那么怎么样才能表现得乖呢？除了日常的言行这种比较麻烦的做法，孩子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更有效的做法，那就是举报，比如举报纪律委员违纪，就说明这个孩子是真心关心纪律的，他才更胜任纪律委员的位置。就这样，中国的学校就给孩子们心中植入了举报获利的病原体。使得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不以举报为耻，反以举报为荣。
小学时代小官僚们大体来说还是在与众不同上较真儿，进入了初中以后就翻开了当官史的新篇章，中国的学生们在这个阶段第一次接触到了权力以外的东西，那就是金钱。在官本位体制的运作下，当官就是赚钱，有俗话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是很能点出官本位体制下官僚的丑恶嘴脸的。许多学校在这个阶段会选出一个同学管理班级的共同财富——班费，不同的学校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一般而言，班费的使用是由班级委员们和苏共中央共同决定的。可是对于一个星期可能不到2元零花钱的初中生而言，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巨款，不免心生痛痒。经历了小学时代官僚经历磨练的小官僚们很快掌握了官场生活的第二大法门，那便是说谎。其实所有小孩子都会说谎，但一般的小孩子说谎是自卫性质的，比如做了错事，或者考了低分，怕吃父母的绝技竹笋炒肉，只好编个谎话应付过去，但小官僚们的说谎却并不是如此，他们的目的是利益。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贪拿卡要”四大绝技，一方面多报花销欺骗苏共中央，一方面少报开支欺骗同学。此外中央委员们也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就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最高涉案金额竟达约3000元，这对于人均月收入只有10元的初中生而言，不啻是一笔将近400万的巨额贪污（以人均GDP13000换算）。
初中时代历练结束还没被纪委调查出来的小官僚们紧接着在高中又学会了新的课程，那就是“帮派”，因为一旦到了高中，学习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主任务，只要学习搞得好，便可以在地位上超过班级委员，所以班级委员在这个背景下，已经失去了它尊贵的地位。这个阶段的小官僚们追求的是更高级的组织，也就是学生会，或者团委。但是这样的大型学生组织和总数加起来两只手就数的清的班级委员相比实在是过于庞大了，仅仅只是一个部门就很可能拥有超过二十名成员，在这个情况下，你想要击败自己的同行，然后爬上权力的巅峰，那你就要学会拉帮结伙。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奇怪，既然在高中，团劳艺体德，学习是压倒一切的，此时当官已经不能享受到掌握一切的乐趣了，这些学生却还要挤破头去争这些官位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以前只是在你们单位里面小打小闹，就比如你在某机关单位，你争的就是一个处长的位置，因为你们的单位高度专业化，所以你在单位里浑然是个土皇帝，当然是很喜欢去争这个位置的。可是现在你升到厅级单位了，你就要考虑向中央表忠了，具体到高中生身上，就是“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学生会干部”，这些荣誉头衔，对你的升学是有加成的，虽然不直接加给高考分数，但是自主招生等其他渠道的入学，是很在乎这些荣誉的。而高中生们在这里便学会了下一课，特权。因为荣誉称号，一般的成员是基本无缘的，高中生必须要击败他们的同行，爬到权力的顶峰，才能够享受这些荣誉称号，而高中生们就会产生一种，因为我身居高位，所以我享有这些权力是天经地义的刻板印象。
带着这些印象，他们进入了出社会前最后的一个步骤。到了大学，学生会的权力更加巨大，让中国学生们同时享受了特权与优越，简直是给官瘾打了可卡因，吸得根本停不下来。在这里很多学生学会了权色交易，学生会就是淫窝的传言我想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听过相关传闻，不过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是这样，所以这一条我按下不表。其实中国大学生干部真正学会的，是道貌岸然。他们在这个阶段通过之前官僚生涯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种因为我代表学生所以我的所作所为皆是正义的奇怪逻辑，他们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错误甚至是自己的罪责解释为是选我的人授与的权力，他们会一边高举口号大谈道理，一边堂而皇之的在口号的掩护下违规违纪。
此时一定会有细心的朋友发现，我们的小官僚们已经越来越像中国朝堂上挺着官肚子的老爷了。那当然，否则中国哪儿来的这么多心安理得的人上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