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失业率仍然接近20%之际，一股新的商业活动浪潮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微型企业家”（Micro-entrepreneurs）正在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自主创办小规模企业。这些所谓的“一人公司”（one-person company，简称OPC）大多在全国各地狭小的公寓和政府补贴的联合办公空间中成立和运营。
一人公司的出现或许只是对严峻就业市场的一种短暂反应，也可能另有隐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人公司正在成为新闻热点，并且在中国各地获得支持。地方政府投入巨资提供补贴，而官方媒体则将这些“个体创业者”（solopreneurs）誉为人工智能时代经济活力的证明。
一支庞大的数字劳动者队伍真的能够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青年失业危机吗？一人公司（OPC）能证明经济活力吗？
简而言之，“可能并非如此。”
创业活力的假象
从纸面上看，这些数字看起来充满爆炸性。到2025年中期，中国注册的一人公司（OPC）数量已超过1,600万个。截至2025年底，当年新登记OPC超过730万个，同比增长42.3%。
这种快速扩张无疑体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也说明了对就业的需求。尽管有这些数字，青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传统制造业、房地产和企业科技工作岗位继续枯竭。
官方的国家叙述将人工智能（AI）视为最终的均衡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曾经需要整个团队完成的任务，例如编码、文案、图形设计、视频制作和客户支持等，现在可以由单个创始人使用国内人工智能模型或开源软件代理来处理。启动成本只需几百美元，没有技术背景的年轻人可以一夜之间创办企业。
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数百万受过教育但失业的毕业生并不是出于野心而转向单独工作，而是因为就业市场已经崩溃而不得不为之。
中共插手干涉
地方政府并没有顺其自然地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而是积极介入，补贴并引导这个趋势，将一人公司（OPC）或“个体创业者”（solopreneurs）纳入国家政策范畴。
江苏省苏州市等城市已经推出专门的个体户服务网络，目标是培育超过1,000家人工智能（AI）驱动的独资企业。上海等城市提供价值数十万元的算力券（computing-power vouchers），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则承诺提供办公空间和近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省级层面也提供了支持。广东省和深圳市已设立相关项目，直接向独资企业提供国家支持的人工智能代理，并补贴计算成本（computing costs）和训练代币（training tokens）等。
当然，这项政策并非自发创新，而是政治层面自上而下推行的战略，旨在帮助失业青年，并巩固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忠诚。通过将下岗科技工作者和应届毕业生引导至政府补贴的个体经营领域，中共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年轻公民的经济活跃度，同时将他们直接与国家支持的平台捆绑在一起。
个体户勉强维持生计
然而，尽管微型创业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但是即便规模庞大，也无法解决整体经济问题。它们也不是年轻一代的出路，因为大多数个体户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一项针对1,500家个体户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个体户月收入不足1,000美元。大多数个体户依赖于浙江义乌或广东东莞等中国制造业中心——而这些行业目前正面临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和海外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
与2010年代的科技繁荣不同，如今的年轻个体创业者并没有打造下一个大型科技平台。他们只是为了支付房租、基本伙食费和社会保险费，而大量生产人工智能（AI）生成的营销文案、网络短剧和小众电商商品等。
更糟糕的是，人工智能（AI）微型创业实际上将失业毕业生变成了从事高度监控的零工的数字底层阶级。每一次人工智能查询、自动视频制作和在线交易都会留下数字痕迹。中国所有的人工智能模型都在严格的审查准则下运行，在线平台也必须执行国家数据控制。
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
虽然个体创业者可能感觉比在公司办公室里从事繁重的工作更自由，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完全暴露在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监控之下，并依赖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
不幸的是，微型企业无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家庭财富缩水、持续通货紧缩以及人口老龄化等。
此外，技术限制也制约了这些微型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获取尖端硬件，这意味着国内人工智能模型落后于国际一流水平。虽然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化日常任务，但是个体经营者无法克服整体国民经济因债务、消费者信心低迷和产能过剩等而疲软的困境。
那么，人工智能驱动的一人公司未来前景如何呢？
以往经验表明，一旦中共官方介入，市场就会扭曲，行业优势也会减弱。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国家干预导致了巨额资金投入、预算膨胀和产能过剩，以至于这些行业如果没有国家资金支持就无法生存。
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体户可能也会步其后尘。许多个体户收入不足以维持生存，一旦地方政府补贴、免费办公桌位和电脑券到期，它们就会倒闭。
最终，基于人工智能的微型企业无法解决中国的青年失业危机。它们既无法创造足够多的高薪高产就业岗位，也无法恢复曾经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部门活力。相反，它们的作用就像一种技术创可贴，让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忙碌起来，受到监控，并依赖国家，而更广泛的经济却继续举步维艰。
作者简介：
詹姆斯·格利（James Gorrie）著有《中共危机：中国经济崩溃将如何导致全球大萧条》（The China Crisis: 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 2013）一书，并在其个人博客TheBananaRepublican.com上定期发表评论性文章，讨论时事和中国问题。
原文：Will AI Micro-Entrepreneurs Save China’s Job Marke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