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游行静坐的绝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也有少数社会上的人。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在北京读大学三年级。那时候北京还只建了三环，人们出门骑自行车坐公交车。除偶尔风沙外，晴美的蓝天很常见。四月正是校园里女生开始穿裙子，丁香花紫荆花盛开的时节。学运大约从四月中旬开始，到六月初结束。
学运初期我参加了一两次游行，去天安门广场呆过一晚，声援在那里静坐的同学。参加游行静坐的绝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也有少数社会上的人。我见到的游行和静坐治序都很好，打的条幅，喊的口号大多是‘反贪污，反腐败，要民主’，我不记得有具体针对某人某事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处是各校的学生群体，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露营装备，大家站累了就席地而坐。广场东南角有一处公厕，是不多的公厕之一，上厕所需排队。
北京市民对学生游行静坐很支持，给学生们送吃的送喝的，都是普通学生平时消费不起的面包饮料等。学生们在路上走累了，会有机动车司机主动停下车，拉上学生去广场。我班同学在西单为学运募捐，一个下午就捐得了两千多元。当时我们每月零花钱是五到十元，两千元是一大笔钱，可见市民对学运的同情和支持。
大约五月初时罢课开始了，校内校外的气氛开始有点象我父母年青时经历的文革。外地有学生进京参加学运，火车对学运学生是免费。校园里贴出不少大字报，我曾去各处看大字报，试图从中看到学运发生的原因和最新消息。可是大字报的信息真假难辨，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一个普通学生很难看出眉目条理。
因无事可做，我和室友回我的故乡哈尔滨呆了几天。在北京站上火车时，站台上没有人收票，车门前挤满了人。我从车窗爬进车厢时，车上车下都有人出手相助，让人觉得像是文革大串联。哈尔滨市里一切照常，当地学生并没有罢课游行。我回校后一直呆到六月中，基本上是去图书馆看闲书。
六四之前，我父亲出差来京，我回到在西城甘家口的奶奶家里和父亲相聚。六四当晚我住在奶奶家里，离西长安街有几站路的距离，夜里军队进城，我们并未听到枪炮声。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回校时，见路上公交车停开，行人神色凝重，感觉出了大事。
六四当晚我的大学班里有四名同学不在校(包括我在内)，班主任事后急着查点各人去向，确认班里没有人失踪。有个同学当晚去了广场后再无音信，班主任还曾去各大医院死伤人员中寻找。后来才知此同学及时离开广场，从火车站坐火车回了老家，叫老师同学虚惊了一场。全校有四名学生死亡，其中有段祺瑞的曾孙段昌隆。事后学校还为这几名学生开了集体纪念追悼会。
因我校学生在学运中表现积极，六四之后校园里不免人心惶惶，传闻四起，说是军队要进驻学校了，有人在电线杆上贴了‘军队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等条幅。在校园里偶遇脸熟的外系老师，若在平时他只会对我点个头，当时却停下自行车，和我说‘保重’。外地学生的家长都督促子女尽快回乡，学生纷纷离校。我因父亲在京，并没有急着离开。
我母亲当时远在澳洲，后来告诉我说她在电视上看了六四报道，给我们宿舍楼打电话却总是占线打不通。我住的女生楼有近两百间宿舍，四到六人一室，八九百名女生，只有门卫室里一部电话传呼。在此关键时刻，成百的家长同时打进，哪里能打通?到我六月中离校时，整个宿舍楼几乎走空了。
七月份学生被召回学校，我们年级尽管已是大三，还是被送到部队军训了一个月。每日列队走步，晚间政治学习，军训完每人黑瘦异常。八月份秋季学期开始，校园里已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