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财神出事，让我惊心之处，不是“大密度写作”，而是他被抓的地点：公寓，以及被捕的诱因：被群众举报。现代社会，隐私空间越来越小，隐私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但要举报别人在公寓里的活动，还是比较困难，何况，当事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一定不会敲锣打鼓、张明八榜地将自己的活动亮在方便观察的地方。要举报对面邻居在露台上种南瓜(作为一个被工作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的植物控，我对此嫉恨不已)，非常容易，但若要准确举报邻居在卧室里的不道德，难度极大。电影《后窗》里，受伤记者架起一个望远镜，对面公寓的一格一格窗子，就成了活动舞台，偷情杀人任由观看，这是电影赋予的透视功能，现实中绝无可能。
联想这几年的若干事件，却不能不觉得，当事人几乎是活在透明后窗里。满文军被抓是在私人聚会上，张元是在工作室，含笑是在自己家里，李代沫是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都属私密场所，却能遭遇精准打击，非近身的关系，做不到这点。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身边人骤然发威。所谓“群众”可能并不是茫茫人海中，面目模糊的一员，而是各怀心事的身边人中的一个。
中国人历来认为，“发人阴私”是不道德的，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隐”之说，西方人也提出“至亲不举证”。尽管，在“亲亲相隐”的对面，也站着一个“大义灭亲”，我们的法律价值观，也长期向着“大义”倾倒，但2012年3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做出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为的是给人性和伦理留一点空间。
当然，成文的规定里，用“近亲”限定了有这种回避资格和腾挪空间的人——得是配偶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人际圈的其他人，并不在其中。但它所提出的伦理命题，倒也可以适度延伸，人该不该去揭发自己的朋友同事，如果对方的行为并没伤天害理，并没威胁到世贸中心的安全。
人们心里其实早有答案。满文军事件后，被怀疑是告密者的某明星，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宁财神被警方控制后，有消息说这和张元导演有关，张元工作室立刻做出澄清，说明人们都知道，那角色在世人眼中，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我不认为吸毒有理有益，寻找灵感说值得推敲，但在毒之沉重之后，却有人生的另一份沉重，两份沉重，给身为围观者的我，带来的是同样的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