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澎湃新闻》发表一篇译自英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并注明“有删节”，却引起不小的争论，其实注明“有删节”并不算过分，因为新华社办的《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社办的《环球时报》更为过分，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却丝毫不说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读得懂英文原文而出丑，而是从政治需要的不同尺度严格审查：说中共好话、有利于中共形象的就保留;批评中共的、不利用中共统治的基本删除，甚至不惜误导并制造假新闻，比如有关美国之音内部调整英语之外语种的短波广播频率和扩大互联网广播一事，中共的《环球时报》却造谣说美国之音放弃对华广播，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再说如今是互联网时代，美国之音不但没有停止短波对华广播，还加强了互联网媒体对华广播的信息传播力度。
以“专门编译外电新闻”为特色的《参考消息》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又是中共创办最早的一份专供中共领导人阅读的特别报纸。看外国人如何评论中共及其执政，是办这份报纸的最初用意。该报原是内部报纸，读者订阅报纸必须有一定行政级别，还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否则邮局拒绝订阅。这份报纸在内部发行期间，刊载外电的尺度非常大，是今天的《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所不能比的，那时港台的媒体称呼“中共”为“共匪”，《参考消息》照样转载，笔者检索了1957-1998年的《参考消息》，发现“共匪”一词有767处之多。如今，这份还是中国大陆惟一提及“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和“行政院”不加引号的媒体。
第一篇提到“共匪”的是中央社台北1957年3月2日的电文，文中说：蒋总统于3月2日接见美国新闻界访问团时，美记者中有人引述美国驻华(台湾)大使兰金曾说如果共匪真的进入联合国，那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对于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打击，询问总统有何意见?总统答复说，他原则上同意兰金大使的看法，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我相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亦必将是自由世界最大的不幸，因为那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的，而且联合国公理、正义的基本原则一旦动摇不存，那联合国的寿命也就一定有限了。蒋总统最后向访问团说，一百多年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间的友谊一向亲密，希望美国人民不要忘了在中国大陆上正有四亿五千万中国朋友希望得到美国人士精神与道义等各种支援，使自由中国得以早日打回大陆，解救他们。总统又说，中国感谢美国历来对我国的援助，今后一定更要妥善运用美援，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总统说：“我们决不会辜负美国朋友的援助。”
这些电文中，多半是台湾的媒体称中共为“共匪”，比如“共产政权特别是朱毛共匪”、“俄帝傀儡共匪”，美联社则称中共为“北平政权”(当时台湾依旧称北京为北平)、“赤色中国”，称台湾为“国民党中国”(事实上是两个中国政府)。此外，该报还把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空投投放印刷传单的内容进行报道。这些传单用显著的文字和图画告诉大陆同胞，请他们想一想“共产党控制下的匈牙利学生为什么要发动反共革命，赤手空拳对抗苏俄的坦克?”和“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安警察，有这么多的监狱和奴工营?”“在共党控制之下的国家里为什么总是缺乏大米和食油?”号召他们一致起来反抗共匪的残暴和极权，争取生存自由。1957年6月3日出版的《参考消息》还全文刊载了台北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于6月1日上午在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中诵读的文告全文，文中至少出现八处“共匪”字样。这些文字都见诸在当年的《参考消息》上，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讲话从来不会全文出现在《参考消息》上。按照中共保密规定和宣传纪律，马英杰总统的讲话全文可以作为内部情报专报给中共领导人批阅，这些专报多是以“秘密”的形式发送，普通民众是无法接触到的。但是，这些内容又毫无秘密而已，只要可以登录台湾的官方网站，都可以随意浏览、复制、查阅有关马英九总统讲话的公开信息。
通过查阅数据库看到，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参考消息》上已经极少出现“共匪”字样。1995年12月12日，已经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的《参考消息》，再次出现“共匪”时已经加了引号，当时已经是李登辉任总统，称呼“共匪”的也不再是出自台湾当局领导人之口，而是出自台湾民间人士之口。台湾当局的出版物以前多是关于“共匪窃据大陆、残害大陆同胞”的内容，后来一一消声。有意思的是，澳门出版的《华侨报》1991年5月16日这样报道：台湾“总统”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后，台湾已不再将中共视为“叛乱团体”，而是视为“有敌意的政治实体”，对中共的称谓也由过去的“共匪”等，改称为“中共当局”、“大陆当局”。
1950年代内部发行时的《参考消息》，不但直面“共匪”，还坚持把“党内机密”刊登在报纸上，比如1957年5月17日出版的报纸刊载国际新闻社东京5月1日的电文译文，透露中国高级共产党人即“农民革命”的策动者，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确是堂皇的外国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比如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被认为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人，他们都曾出国留过学。周恩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上过学。朱德曾在德国学习。刘少奇是莫斯科远东大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张闻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科学的学生。陆定一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过。哥伦比亚大学还训练出罗隆基，获政治科学博士学位。曾经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教育的马寅初现在是北平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张奚若也曾在美国学习过，但是，目前找不出学校的名字。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和另一位部长李德全等其他著名共产党人，都曾经在美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过。这家日本的国际新闻社还曾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称为苏中两国的两个独裁者，《参考消息》也照登不误。该报还提及蒋介石大元帅，称他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过。最突出的例外是共产党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党的主席毛泽东。他出身于湖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几乎没有像样的正规教育，据说是在初级师范读书，该校是为小学培养师资的初等学校。
还有，《参考消息》对中共全国人大选举的“机密”也毫无保留地“泄密”(1959年4月29日)：法新社北京1959年4月27日电文：中共统治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今天被一致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事实上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新华社没有等投票结束便宣布刘少奇当选为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当选为副主席。西藏的达赖喇嘛尽管流亡在外，可仍再度当选为常委会副委员长。路透社同步的电文也进行“泄密”：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157名代表一致投票同意朱德委员长的任命，但是在选举周恩来为总理的时候有一个人弃权。在表决十六个副委员长的时候，达赖喇嘛得的票最少，只有1108票。班禅喇嘛得到1152票。会上并没有见反对票。台湾中央社对待刘少奇却不那么有好感，而是批评，电文称：中央社香港电，此间匪情问题专家本日分析，共匪这次安排刘少奇出任匪伪政权主席一职其主要目的是在加强向苏俄的一面倒以表示对苏俄的忠诚，而希望今后在军事经济上乞得苏俄更多的支援。至于宋庆龄之出任“副主席”，据这位专家指出，这意味着共匪将继续其“统战”工作和伪装的“民主”。
外电刊载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新闻时还闹出一个笑话，新华社在《参考消息》上作了“纠正”：南斯拉夫报纸错误地刊登了刘少奇主席的像片：“政治报”在第三版报导刘少奇同志当选主席时，刊登了陈毅同志的像片，但是在像片下却写着“刘少奇”。“战斗报”在第三版报道刘少奇同志当选主席时刊登的像片像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而且右眼像有毛病，不大像少奇同志的像，但他们也写着“刘少奇”。看来外国人确实分不清谁是刘少奇，谁是陈毅。
“文革”开始初期的1967年，当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当做毛泽东的头号敌人打倒时，《参考消息》同样把外电新闻翻译过来，路透社电：数十万名示威者今天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这是迄今为止反对这位国家元首的最大的示威。举着大红旗，拿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游行的工人、红卫兵、士兵和儿童，谴责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赞美毛泽东。广播车不断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每一个队伍都抬着有镜框的毛泽东主席像，每喊一次“打倒刘少奇”，就接着喊“毛主席万岁”。尽管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却照样被打倒，外电还说：赤色中国人并不总是照法律办事的——即使是他们自己的法律。
除了刘少奇，《参考消息》数据库中还可以搜索到有关方励之的报道，这也是和中共其他报纸不一样的，第一篇是1987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方励之的报道：合众国际社电，主张搞自由化的人被调离大学领导岗位。共产党的一位官员指责方励之(当年51岁)企图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中央委员、科学院长周光召说，“必须改组”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美联社说，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是因诽谤共产党的领导和诋毁社会主义被解除了职务。路透社报道，解除高级科学家方励之和另一位高级学者的职务，其罪名是他们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在一篇长文中告诫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共产党的理论杂志《红旗》说：“极少数人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言论，对一些学生闹事起了煽动、怂恿的恶劣作用。”除了方励之被中共开除，被开除的知识分子还有刘宾雁和王若望，王若望公开地自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鼓动学生和其他青年“跟着自由化走”。有意思的是香港《中报》1987年2月12日文章“中共迫害知识分子”?(作者田华)，被1987年2月17日《参考消息》全文转载，该文中有这样的问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演变成知识分子的又一场灾难吗?1988年9月23日，《参考消息》转自香港《明报》报道，还提及当年火爆的电视系列片《河殇》“震惊了中南海”，“胡启立亲自过问，中宣部下令停播”，“有关方面正组织几十人去写批评《河殇》的文章”，这些内容也都是中共其他媒体上看不到的“内部信息”。到了1989年3月13日，法新社的一篇报道提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邀请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参加布什访问中国大陆时举行的宴会一事，中共当局拒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参考消息》也作了摘编报道。
“六四”前夕，《参考消息》上的“内部消息”更加可圈可点，比如1989年3月22日，该报转自香港《成报》3月19日文章说，89岁的作家、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政协常委冰心曾在第一封支持方励之、呼吁大赦政治犯的公开信上签名(《中国之春》撰稿人陈军发起的，冰心熟悉其父亲)。以联署公开信的方式向人大会议表达意见，在宪法上是合理的。她还认为在此“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中国又有特赦的前例，应该可以对魏京生进行大赦。
到了最敏感的1989年5月，《参考消息》的转载报道更加突出了对学潮报道的支持，5月15日刊载外电报道：上千学生在天安门绝食。法新社提到学生领袖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临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访问能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证实，学生的一个代表团已向苏联驻这里的大使馆递交了一封信，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他们学校发表讲话。但是苏联发言人说，戈尔巴乔夫由于日程已排满，不大可能接受这个邀请。在向天安门广场行进的队伍中很突出的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李淑娴教授。她是方励之的妻子。她说她来参加是“表示我对绝食学生的支持”。
该报编译的美联社报道还称，来自10多所学校的学生们整齐地排坐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有的带着水壶，有的坐在毛毯上。他们高喊：“我爱真理胜过米饭。我们要求立即进行对话。”一位学生解释说：“我们想同政府进行真正的对话，不仅仅是官员们的说教。”在北京大学，示威开始之前放了一阵鞭炮。许多学生说，他们已准备无限期地举行绝食。一些学生私下说，他们希望政府不久将采取一些行动，使他们结束抗议活动。
香港《虎报》的评论说，在首都接连不断的学生示威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从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纪律性和组织性也较强。同以往的学生骚乱不同的是，过去往往采取暴力行动，而这一次，北京的大学生想方设法使示威游行平平静静。因4月26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学潮升级，接着学生绝食抗议。法新社5月19日电文说，中国领导今天开始同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者谈话，但未能立即终止学生的抗议。现场的赵紫阳总书记承认，已波及20多个城市的示威活动是“爱国的”，并保证示威停止后政府不会中止对话。本周中共官方报纸充分报道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学生后来认为这次看望没有提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表示要继续进行绝食。一位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说：“我们感到不满意。”
到了“六四”事件后的1991年1月30日，《参考消息》的标题是“外电评中国处理参与动乱暴乱案犯”，提到中国宣布对学生领袖王丹和其他7名主要的活动分子的判决，王丹不仅进行了反省，而且还协助揭发了其他的嫌疑犯，因此，尽管王丹罪行严重，但还是决定从宽处理(判刑4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曾受到严厉批判的刘晓波被免于刑事处罚。1991年9月5日，该报还报道，正在北京来访的英国首相梅杰会见总理李鹏，提及王军涛、陈子明、任碗町、包遵信、刘刚、王丹等人被单独囚禁、生活条件很差。英方还向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递交了一份名单，主要都是政治犯和宗教良心犯。李鹏还对梅杰提出的名单作了答复，指出西方国家代表团来访经常提出这个或那个名单，对此我们都有礼貌地收下了，并进行调查等。1993年2月17日，北京释放了民主运动积极分子王丹，2月21日的《参考消息》在转载法新社电文时点名报道了。
“六四”事件之后，《参考消息》在1989年9月28日的报纸上转载共同社电文，提及江泽民总书记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当年10月12日的报纸又援引维•布(菲律宾)的来信说，“经过详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最近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阴谋策划的。这也是美国中央情报机关蓄谋已久的。”1991年7月5日转载苏联《真理报》7月1日的文章说：1989年春季青年示威的浪潮席卷中国，并发展成为骚乱，当局认为是“反革命暴乱”。军队制止了这场暴乱。随后，中共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竭尽全力加强宪法中载明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北京在不否定政治改革的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不允许“无限民主化”和“在民主的口号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我再检索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该报上是1973年7月15日，当时正在“文革”期间。该文译自6月16日出版的美国《新共和》周刊，作者斯坦利•卡诺的文章，题为《中国日记之一——美国人是吃香的》，该文提到作者遇到一名导游，导游主动把邓小平重新露面而且仍然拥有副总理的职位的消息告诉他，还透露广州的前共产党首脑赵紫阳(他也是在文化革命期间销声敛迹后来又在内蒙古露面的)，现在是这里党的机构的第三位人物(当时赵紫阳任广东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居第一位)。该文还特意提到《参考消息》，指是“发给共产党员看的、未经改动的西方通讯社的消息和其他文章的供参考的特别新闻”，因此，中国读者可以从政者了解一些关于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丑闻的情况。
第二次出现赵紫阳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邓小平下台的时候，1976年4月12日的报纸编译路透社电文，在四川，在群众集会上，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彻底揭发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当天的报纸称一共有七个省的领导人表示拥护提升代总理华国锋和撤销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
第三次提到赵紫阳的时候，已经是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出任中共主席，合众国际社的电文说，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省党的领导人赵紫阳，他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该报还刊登当年最新流传的一个民谣说，“要吃粮，找赵紫阳”。报纸还披露一些领导人的资料细节，赵紫阳和胡耀邦出任政治局常委时的年龄分别是61岁和67岁。华国锋出任党主席和总理的时候仅56岁。1989年5月19日编译法新社电文，5月18日一早，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涌向天安门广场，再现了17日的壮观场面。示威活动也蔓延到一些省会，其中包括上海、武汉、哈尔滨、广州、天津和长沙。在17日下午4点，示威者对着人民大会堂高喊：“赵紫阳、李鹏：出来。”5月20日的报纸更多是支持赵紫阳和学生运动的报道：香港《星岛日报》5月18日社论，在中共党来说，不仅不将学潮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甚至不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有若家长对待子侄，师长对待学生，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抚慰学生。这就是中共党人一向所说的“和风细雨”解决问题办法。至于能否解决学潮，一来取决于中共党人之诚意与毅力，二来取决于学生们是否同样以“和风细雨”的态度接纳中共党人的要求，坦诚对话，停止行动。解决任何问题，单方面努力很难获得结果，一定要双方面努力，互相信任，双方都为大局着想，方能消除障碍，获致成果。
香港《明报》5月18日社论，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来曾遭遇无数危机。目前天安门前的局势，又是一个大危机。这可能是迅速迈向光明幸福的发端，也可能是演出许许多多不幸悲剧的开场，是福是祸，不但取决于参与者(包括党政领导人，以及北京学生群众)的一念之转，也取决于一些谁也不能控制的偶然性事件(例如有人突然死亡),基本上，双方的立场和目标并无多大差距，至少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处理的方式亲切、友好而妥善，应当立即可以将激情化为祥和。
香港《天天日报》5月18日社论，北京学潮问题如何解决，是很多人关心的。首先是法制要建全，贪官要铲除。在实施廉政法例之后，就不论官民，不论贪污或行贿，一律依法治罪。无论廉政建设或法制建设，都应有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不可少，言论自由应严格按照宪法规定。北京学潮，显示了民族的希望，这是一个深入改革的大好时机，顺应潮流，因势利导，执政党就能重新获得人民支持。
《澳门日报》5月18日评论，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已历时5天，海内外咸表关注。多少人噙住热泪，在荧光屏上看到这些社会精英勇敢地以生命作“死谏”，心如刀割。在此，我们谨向进行绝食的爱国学生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绝食学生正面临死亡边缘。我们以十万火急的沉重心情呼吁北京爱国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留得青山在”，相忍为国，共济时艰。
一、当局和学生都要各自让步。赵紫阳总书记已多次讲话，肯定学生请愿的性质是爱国的，保证与学生对话，绝不“秋后算账”。学生应该信任总书记。二、当局要亲民爱民，要体察人心党心，高姿态地承认“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提“动乱”不恰当。三、如果当局仍不肯澄清“动乱”的帽子，学生可将问题先挂起来。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局势严峻，救救爱国的绝食学生。
香港《经济日报》5月18日评论，要彻底解决当前危机，取决中共能否在短期内实行大手术的政治改革，而且必须是体制性的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民众的改革旗帜，已不惜舍弃性命奋然高举，是非黑白，爱恨分明，容不得半点含糊，已不止于对话便可以平息民怨，而取得问题的解决了。我们一再呼吁，中国已到了危急关头，一旦北京民主运动不能迅速平息，有效解决，危机随时爆发，谁都不能补救局面。
当月底，赵紫阳下台后，《参考消息》也作了一些外电资料编译，先是将赵紫阳传言辞职的消息披露，后是证实该职务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合众国际社电文称，江泽民是一个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忠诚党员，邓小平可以依靠他的支持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并保卫他的经济改革不遭到反对。决定挑选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表明，他支持严厉对付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和邓使用军队结束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22天占领的决定。
有趣的是，我搜索“独裁者”一词，第一个出现的独裁者是斯大林。第二个独裁者是南斯拉夫的铁托。第一次把毛泽东作为独裁者写在报纸上是1957年6月20日，据国际新闻社东京6月19日电：共产党头子毛泽东的长达一万五千字“秘密报告”，他激烈地揭发了他的政权的“缺点”，没有一个民主政治家能够承认这些“缺点”，而不冒他的生命的危险，更不用说被赶下台的危险了。独裁者毛泽东看来并不惊慌。他说，红色中国有些人真正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比共产主义有更多的自由。他咆哮说，这是多么不可想像呀!显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明星”反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人们，毛提出了明显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就得了。还有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把毛泽东称作共产党独裁者，此后，外电常把毛泽东称为独裁者，《参考消息》同样进行了原文照登。1989年的报纸也出现多次独裁者字样，但多是指向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无指向邓小平，这是因为《参考消息》已经公开发行了，公开发行的报纸都要尊重中宣部的新闻规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利或有损形象的外电都被割舍或屏蔽了。这正是典型的无新闻自由的“中国特色”。
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