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两副嘴脸如何捍卫?
陈佐洱领导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月前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该会副会长齐鹏飞指出，中央要把一些过往讲得「不全面」的事说明白：回归前港人对一国两制有很大疑虑，所以中央特别强调「高度自治」;现在，中央强调「全面管治权」，只是指出过去无讲清楚的事。
据此，有些人批评北京「背信弃义」。严格而言，此说并不确切;本来就无信无义，何来背、弃?所以，笔者并无兴趣就此事与北京算账，反而想向梁振英旧事重提。这并不是笔者以为此君有能够反省自己过往言行的德性，而是想借此事提点公众：以梁为例，京港当权派一向谎话连篇全然不可信，如今又高唱「袋住先」，声言按人大框架定义的特首产生方案「并非终极方案，以后还可优化」，无疑又是故技重施：先甜言蜜语说人入局，然后恶形恶相迫使就范。
2009年，梁振英以行政会议召集人之身，挑起与笔者的一次笔战。事缘笔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七之前，北京不遗余力推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回归之后特别是2003年港人民主诉求变得迫切清晰之后，口风一转，改为强调「高度自治非自治」，露出两副前后不同的嘴脸：之前落足嘴头欺骗港人支持回归，回归之后港人要求北京兑现民主承诺，北京却反脸不认，叫港人不要痴心妄想。梁氏发表网文，大骂笔者「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说北京的提法一贯，从来都是「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并谓自己从政二十余年，从未听过「高度自治非自治」;终了还高调质问笔者：「高度自治非自治」的讲法，「出自何人」、「出于何处」?
笔者于是一连举出几个精选例子，包括「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的官方文宣、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下「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的多个讲话文本网上版等资料，证明当时的标准讲法已经从1997年之前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变成「『高度自治』并非自治」。如此「人赃俱获」，梁振英马上挂免战牌。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一、九七之前之后，北京在香港自治问题上说话出尔反尔被笔者指出，当权派因此气急败坏由梁氏出马试图否认，显示当时的京港当权派其实知道那种在如斯重大问题上前言不对后语乃是大众心里公认的丑恶事，尚可谓多少有点羞耻之心;二、上述齐鹏飞的说话，实乃不打自招，再次证明梁氏2009年那次表演之拙劣荒谬，但更重要的是显示出，北京已经觉得毋须再为自己先前的掩眼法掩饰，于是干脆把丑行说成正当事，行骗就可以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笔者因此想问梁氏，既有今天齐氏所言，如何评价2009年那场笔战中自己的立场和表现呢?是继续坚称北京对香港自治的提法绝对一贯，还是决定今年要「辩证」地转移到齐氏的那种本来就有、只不过现在不以为耻的说法上去呢?
二、闲浏偶拾：想想也心寒
「政改」游说开始了，京港当权派喉舌一字排开，形成一个完整光谱;一位朋友如此生动形容这个阵势：左边是哼，右边是哈，既有董建华伯伯的苦口及罗范椒芬姨姨的婆心，理解学生青年的民主渴求，恳请大家把人大框出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又有特首办发言人的恶煞和《环球时报》社论的凶神，么喝美帝英殖缩手收口，警告占中三子要被打成人民公敌。两极之间，还有善于说文解字的知识分子如刘兆佳叔叔、从港英而党国的人版Rita范和Maria谭两位大妈、善解人意帮港出声的周或张融帅哥等等。此外，还有腰缠万贯的商界翘楚、是又不是党员的政界奇才。妙!
当权派将要推出什么的政改方案，已是呼之欲出;大处北京管，小处据说还有广大空间作二轮咨询，好让港人快意一下，民主民主。不过，老实说，人大框架之下，上述合唱团推销领导人说的那块「美玉」或者那个「美人」，并不吸引，因为假的就是假的，塑胶美玉不是美玉，整形美人难充美人，那么筛选普选怎么会是普选?论理，合唱团成员本身毫无说服力;然而，论情，他们都是爱国的，因此国家选择通过他们教大家如何搞政改。问题是，这个国家搞政改的履历有多少份量多少斤両?
日前阅报，留意到一个名字：罗韶宇。在大陆的搜寻器上浏览一下，便知此人梗概：三十来岁(一说五十来岁)，中国首富之一，身家少说也有人仔十几二十个亿;履历上别的不说，尤其有趣者，是他的第一桶金，乃「刚巧」抓到政策机会，一蹴而就的。百度百科说，1997年，党国忽然保安，「强制推行把普通运输车改成防弹运钞车」，有此政策推动，防弹运钞车市场需求大翻几番，罗韶宇抓得的，就是这个政策机会。于是，「由罗韶宇之母彭启惠控股83.33%的广州和腾实业与罗韶宇共同出资组建中奇公司(迪马股份的前身)，主打防弹运钞车和警用车」。
一对母子得风气之先，合共全资搞掂一个保安维稳业，为父者大概也非等闲之辈，不过百度这个词条没有披露此人是谁。事实上，找遍.cn的网站，也无半点线索。不过，朝非.cn网站的方向找，资讯却多得看不完，而且都指向同一个响亮的名字：罗干，以及两个有关连的说法：一说罗韶宇是罗干的儿子，另一说是他的侄子。那么，罗干是谁?前政法委周永康的前任是也。果若是，这就很好解释罗韶宇为何能够抓到先机搞防弹运钞车产销而发了大财、发了维稳大财。
当然，这还不完全是官方或官方认可、网警不删的消息;官方的东西通常慢两年。薄王徐周事件一一由网络小道传出，然后一一由官方证实。
(还未由官方证实的)腐烂透顶的国家及其代理要教我们香港人如何搞政改?
三、食材之第三世界化
2011年哄动大陆的生产及行销地沟油秘技，原来早已于去年先于《服贸协议》、甚至比《货贸协议》更早登陆台湾。两个无良油商把地沟油卖给两百多个食品生产商，影响所及，不仅「台湾品牌」贬值，连本港不少食品商也大为狼狈，不得不把大量食品下架。地沟油肆虐台湾，并非第一次，六十年代就曾经有过(记忆中乃从日本传入，东南亚诸国亦不能幸免);七十年代后期，台湾更发生过一起严重得多得的PCB污染食油事件，笔者当时还以特派记者身份到当地采访;此后，食品生产监管严格了，类似的事件便少发。
台湾如是，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了之后，也是如此。不过，这次台湾再出事，实有其必然性——莫说台湾，连一些本来有极高品牌优势的发达国最近也出问题(不一定是「生产商无良」，有的表面上是疏忽或严重疏忽所致，例如去年纽西兰恒天然奶粉含菌事件)。
已发展国家食品市场出现这种恶性返祖现象，有两个机制。其一，是发展中国家以低廉成本生产食品，通过自由贸易机制销往已发展国家，后者的生产商面对竞争要压低较高的总成本，但无法削减人工、地租和各项交易成本，惟有以隐晦手段降低原材料质量，以至铤而走险，生产出甚至比从落后国进口货的质量更差的产品，造成恶性循环。其二，落后国对某些先进国生产的食品的需求激增，后者的生产商难以及时提高产量套取商机，管理层于是但求速度、疏忽掉生产过程里的正常质量管控，有的甚至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品牌声誉也在所不惜。此二机制，首先影响与发展中国家商贸往来最多的已发展国家，然后才是别的已发展国家;如此辐射出去，远至全球。两个机制一个结果，可用一句话概括：发达国的食品生产和消费呈现第三世界化。
当然，受害者往往是已发展国家中的中下阶层消费者。例如在香港，年前发生一连串从大陆进口劣质有害食品事件，受害的，是一般超市和湿市顾客;至于少数养尊处优的权贵，则全然不受影响，因为他们吃的，与大陆高干一样，来自「特供」渠道，质量管控极严格。
解决这个问题，依赖市场的正常竞争机制，当无可能，因为出现问题，正正是消费者无法得到充分的质量资讯这个市场失效导致的。由政府主导改善和加强食品生产监管、要求更严格的成分和来源地披露，似乎是唯一办法，但也并不一定有效，因为会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政府失效」或「监管失效」问题。比如在香港，京港当权派推动港陆全面融合的政治路线，导致食品监管机构及立法会愈来愈向大陆政商势力低头，难以有效制止红色资本的非法行为。因此，一些大陆食品进口商(特别是那些有高干家族背景的大型国企)，在一个对他们愈来愈有利的「定向宽松」环境里，干起坏事来，是很难阻止的。
——原载:香港《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