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5年以来，关掉濒临死亡、没有痊愈希望病人的呼吸机被视做非法。耶路撒冷郊外的一家医院，特护病房内有100多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其中包括婴儿。
哈瓦今年80岁。她的童年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虽然幸免一死，但却成了孤儿。
战后，哈瓦许了愿，长大后一定要尽早成家生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庭。等孩子长大后，她再和丈夫施迈尔一起重新过童年。那个童年，一定要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后来哈瓦的愿望真的成了现实。可是没多久，丈夫患了心脏病，71岁时，突然有一天就垮了。
过去12年，施迈尔一直躺在耶路撒冷郊外一家由原来的精神病院改建的专门医院里。
和这里其他病人一样，施迈尔静静地躺在床上，脖子上插着粗粗的管子，替他呼吸。
哈瓦每天在病床边陪伴丈夫六个小时。她告诉我，“我和他说说话，告诉他他并不是独自一人。”
丈夫早就失去知觉了，但是哈瓦认为，他能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哈瓦说，“我希望他能活下去。只要他的手还是暖的就行。”
有几个病人斜靠在枕头上，间或能看到有病人直盯着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过每天当中大多数时候，病房里的人好像都在沉睡，仿佛卡在了生与死之间。
护士工作台上摆着闭路电视监测器，屏幕上可以同时看到病房内所有20个病人。几乎看不到任何动静，只有沉睡的病人。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2005年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2006年沙龙脑溢血后一直昏迷，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八年。
在其他许多国家，这样的病房并不会存在。医生和家属会商量，也许会共同决定关掉施迈尔的呼吸机，让他离开人世。
但是在以色列，自从2005年以来，这样做成为非法的，被看作是杀死病人，虽然病人已经在走向死亡的路上挣扎。
以色列法律是以犹太人的传统为依据的，但是和医院里其他宗教信仰的家庭交流，他们感觉，这好像也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观点。
我到儿童病房去。病房里挂着五彩缤纷的风铃，墙上贴着色彩鲜艳的壁纸，音响里播放着轻柔到若有若无的儿歌。病房中共有22名患儿。乍一看和其他医院的儿童病房没有两样，只不过没有任何喧闹、噪音。
有些患儿险些溺水身亡，有些刚好逃过致命事故。看上去好像大人把他们哄睡了，不过，这些孩子并不会醒来。
一年一年过去了，他们当然也在长大。
我遇到伊莱·科恩。他女儿三岁时出的事。半夜呕吐卡住嗓子，导致大脑缺氧……科恩告诉我说，“女儿非常非常可爱”，但是，康复的希望非常非常渺茫。
女儿现在14岁了，看上去和其他少女一样。姐姐每天都来看她，给她带来家里的新闻。她躺在床上，插着呼吸机，动作非常有限。科恩说，“她甚至不能眨眼。不过，她确实能稍稍动一点儿。”
这位父亲接着说，“女儿在想什么，我们无法知道。”
耶路撒冷的霍尔佐格医院特护病房共收治100多名常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其中包括婴儿。
科恩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说，他相信女儿这样的遭遇肯定有原因，“但是现在，我坐在女儿床前，我也会哭。”
过去10多年，科恩和家人定期到病房来，给女儿讲家里的变化、外面的世界。虽然她的症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她已经长大了，从童年走入青春。再过四年将正式成人，迁入成人病房。
这里的医生好像鼓励家人保持希望。一位医生告诉我，“希望奇迹出现，是人性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在病房参观期间，另外有医生过来告诉我说，一位病人的母亲听说我们在这里，请我们过去看看、和她已经成年的儿子说几句话。
这位母亲认为，BBC的声音，说不定能让孩子醒过来。她看上去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我们肯定会让她失望。
母亲来自格鲁吉亚，不会讲希伯来语。通过三方翻译，她告诉我说，“过去11年，我日日夜夜守在这里。”
她的儿子看上去好像也在熟睡中。偶尔，仿佛眼睑略有颤动，但是，自从心脏骤停以来一直没有知觉。
病床旁，墙边靠着一个老式的折叠床垫子，地下摆着几个巨大的购物袋、一台小冰箱，还有一个咖啡机。
虽然母亲和医生护士不能交流，但是，她还是坚持以病房为家，吃住在儿子的病房旁。另外一个女儿在医院附近一家商店工作，经常来探视。
妈妈坚决不离开儿子的病房：万一他突然醒了呢?
我们的来访并没有带来奇迹。和哈瓦一样，这位母亲继续坚持守在亲人的病床边。
哈瓦说，过去几年的经历给她带来很大的改变，她学会了一天一天地过生活。
哈瓦告诫我，“你不能活在未来。想做什么，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到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