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主管机构看来，媒体门口这个地点访民集体自杀，实在太过敏感。
9月19日下午，北京海淀区北蜂窝南路《北京青年报》门前，再次发生访民喝农药自杀事件，3名喝农药者据称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农民。现场照片和相关消息当天在网络上传出后不久，即全网被删，各媒体当天接到中宣部禁令，第二天没有一家媒体报道。
这是三个月来，发生在媒体大门口的至少第四起访民自杀事件。
7月16日，江苏泗洪青阳镇5男2女共7名访民，因家中房屋被强拆及上访时被政府关进黑监牢，在北京东城区《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自杀，引起广泛关注，这是第一起、也是最「著名」的一起媒体大门口喝农药事件。荒谬的是，7名喝农药上访人员身体无恙后，全部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事隔20多天后，8月7日，3名身份不详的访民再次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前集体喝药杀，但此次事件，除了《财经》网站作了一次报道之外，其他媒体未再作深入报道。
8月27日，澎湃新闻和《京华时报》官微报道，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门口服毒自杀，当地信访部门随即介入。此消息纸质媒体也都未作报道。
连续发生在媒体门口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几年前，一场关于「跳楼秀」和「跳桥秀」报道的争议。前些年，每到年底和过年前，就会接连发生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在外辛苦打工的农民工因为要不到工钱，又没有办法向无良老板讨要，便集体爬到楼顶或塔吊上，声言不给工钱就跳楼。那时，媒体反应迅速，各媒体几乎都会对类似事件及时作出报道。声称要跳楼的农民工，因为诉求合理合法，又有媒体支持，一般都能达到索取工钱的目的，而且好像还没有一个人真的从高处跳下来过。
广州的海珠桥当时是著名的跳桥地点之一，曾经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发生过12起跳桥事件，有部分广州媒体在报道中，因使用「跳桥秀」、「跳楼秀」等标题，遭到舆论批评，有人指出，「一个人走上楼顶，走入公共视线，以死表达自己的要求，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尽管劳民伤财，我们应该宁愿每一个扬言跳楼的人都获救，不管他们是不是在演『跳楼秀』。」虽然遭到人权人士的批评，但「跳楼秀」这个词还是流行开来。事实上，大量的「跳楼秀」报道，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注意，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出台了若干打击欠薪事件的严厉措施，近几年来欠薪事件明显减少，类似「跳楼秀」也相应地大大减少。
但这次连续发生的媒体门口自杀事件，有关部门完全没有以前那么大度和宽容，事件的发展，从7名喝农药者全部被刑拘、每次事件发生均不准报道或删除报道来看，结局也相当不妙。因为在官方主管机构看来，媒体门口这个地点访民集体自杀，实在太过敏感。然而，自杀者们选择在报社、通讯社门口，不也正是看中了它的「敏感」吗?其实还不仅是「敏感」，还有「逼宫」的意味：弱势群体和访民到处找媒体投诉、反映，你们媒体都不报道、假装看不见，那我就到你报社门口来，自杀给你们看，给你们制造一点新闻事件，看你们看不看得见，报不报道。
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即便有媒体想报道，实际上也报道不了。不是媒体不想报，而是媒体的爷爷宣传主管部门不准报。那么，下一步，访民们是不是会到中宣部、到各省宣传部，乃至中南海、各省市党委和政府部门大门口去自杀呢?
尽管我也不愿意把访民们在媒体门口的自杀称为一场「秀」，但正如7月17日我在香港东方日报本专栏评论《解决自戕和自戕式戕人事件频发的唯一办法》中所指出的，包括7访民中青报门前集体自杀及陈水总制造的厦门公交车爆炸、陈某森制造的长沙公交车爆炸等事件在内，「这些事件，或者自戕，或者戕人，都带有『行为艺术』的特性：为了引起社会对肇事人的注意。自戕和戕人，都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是因为走完了所有合法的和所有有可能获得救济的路径之后，发现「无路可走」，才决心「孤注一掷，走向绝望，牺牲自己」，甚至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不惜拉上公共场所的无辜民众为自己「垫背」。他们在媒体门口的「自杀秀」，比「跳楼秀」和「跳桥秀」绝对要严重得多：他们不是表演式跳楼或跳桥，而是真枪实弹地喝农药、喝毒药，去死。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可能就救不回来。谁愿意以死相「秀」?
但是这条路被宣传主管部门堵住了。访民们、弱势群体们呼救的声音发不出来，他们很可能选择其他新的路径。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未来必将有更悲惨的事件发生。我真诚地希望这仅是一个预言，不要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