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学家考证，人类用碗盛取食物，始于新石器时代，距今有近万年的历史。我想，如果将从河南仰韶、陕西半坡等遗址发掘出来的陶碗和从景德镇古瓷窑发掘出来的五代至宋、明时期的瓷碗，以及王侯将相所用的金银铸就、美玉雕成之碗和平民百姓所用的寻常之碗汇集起来，举行一次展览，必定异彩纷呈，洋洋大观。
碗的制作工艺随着人类文化的进化而进化，而其容量的大小与质量的优劣，则与人的生活水平，具体地说，与碗中餐的变化密切相关。“钻木取火，以化腥膻”的先民所用的碗，大如炒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王侯将相所用的碗小如茶盏，即是一例。
我在农村生活二十余年，对农民用过的种种碗，至今仍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乡人用的碗，容量比我们现在居家用的碗大一至两倍，人们称其为“海碗”。这种碗表面上着一层白色的不均匀的釉，多有龟纹状的裂痕。有的碗用的太久，不是碗口有豁，就是碗身有裂。尽管那碗已是遍体鳞伤，人们仍舍不得将其丢弃，实在裂得不能盛粥，找专揽瓷器活的人打上几个铁补丁，继续使用。人们拿这样的碗盛饭菜以待客，或是在吃饭时端着它串门，并不怕被人笑话。家家如此，谁笑话谁?
后来，家乡赶上过“共产主义”生活——全村人吃大食堂。那种吃饭的场面颇为壮观，一到饭时，数百名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用手中的海碗盛上一碗饭菜，或围桌而坐，或往墙根、门旁一蹲，在那里从容受用。海碗在人们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时，发挥了优势，因其容量特大，很少有人能吃下两碗以上的饭菜，故人们吃着碗里，不必时时盯着锅里。
然而好景不长，有干饭吃的日子转眼即过，次年便赶上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人们在大食堂里只能吃到比米汤稍稠一点的稀粥。这种粥可以像镜子一样照见人影，照见食者的眼珠子。人的胃容量突增，连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喝下三四海碗稀汤;加之食堂进行改革，采取按户分饭制，如此一来，海碗便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到食堂打饭，人口多的用小桶，人口少的也得用盆。那盆是一种陶制品，盆的内面涂着一层黄釉，盆的外面粗如屋瓦。因盆为土黄色，乡人称之为“黄盆”，一些鳏寡孤独干脆以盆代碗，分得一盆稀汤，或就地解决，或边走边喝。喝完之后，还要用舌舔，用手指抹，将其打扫干净，唯恐浪费。今天若是有谁以盆遮面，伸舌乱舔，或抹下盆内残余用嘴吮，我们一定觉得惨不忍睹，但那时人人如此，也就司空见惯。
用盆吃饭的人仅是少数，大多数人吃饭仍是用碗。饥饿使人的亲情变得淡漠，多是各保其命，从食堂领回的饭，需分而食之。用海碗分饭，不易精确，于是一种小碗便应运而生。这种小碗以粗瓷制成，涂以黑釉，故名“黑碗”。这种碗的优点有二，一是便于较精确地分食，二是舔它比舔海碗与黄盆方便。不过碗上的釉太粗，容易伤舌。
海碗、黄盆、黑碗，是大人的餐具，还有一种碗为儿童专用。这种碗或用木料碹成，或用毛竹刻就，统称“木碗”。孩子的手既小且笨，容易打碗，父母为减少损失，便买这种以“特殊材料”制成的碗供他们使用。木碗多不油漆，不易洗涤，用过一段时间便黑乎乎，脏兮兮。被汤水浸过的碗，数日不用，便要生霉。但那时的人死亡不像现在多因疾病，而是多因饥饿，故人们并不担心病从口入，木碗再脏，照样给孩子用之……
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闲时曾到西安东郊半坡遗址参观。遗址博物馆里藏有距今约六千年的陶碗，多为彩陶，红地黑花，上绘有几何形与动植物形象的图案。我目睹这种陶碗，不禁联想起家乡人五六十年代用过的海碗，联想起家乡人饥荒之年的生活。并且想到一个大概连考古学家也难以解答的问题：陶碗与海碗大小相似，六千年前的先民们碗中餐为何物?他们的胃容量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我们相比，是大，还是小?
现在，大碗多为饭店里的餐具，而且在盛面条、水饺或是汤菜时才用。居家所用的饭碗，不但容量小，而且讲究精致。像海碗那样的超级大碗，在我的家乡已经绝迹，因为大食堂已成笑谈，而农民们也不需再靠喝稀汤和吃野菜麸糠充饥。随着碗中餐的改变，那碗的容量与质量也与四十年前大不相同。不过，许多人仍清楚地记得他们五六十年代用过的餐具，并且希望那样的餐具永不再用，那样的日子永不再来。
2009-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