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底，在茶淀农场(特别是于家岭分场)劳教的右派分子，在饥饿中大批死亡。农场感到这样下去是个问题，于是，把一批饿殍用“回家养病”的名义送回家去。一则把已经不能劳动的饿殍送回家，回去死掉和农场毫不相干，概无责任;二则农场不养不能干活的劳教分子，只能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赔一文钱的事也不干。所以就琢磨出一个高招——推给右派的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被送回家来。
我们街道这一片，被送回来的老右一共四人。除我之外，小董叫董尚斌，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赵越是中央调查部干部。老崔叫崔继，是北京园林局会计。都在街道上作临时工。
老崔当初三十多岁，家庭经济情况比较紧张。妻子是工人，身体不好。大孩子是个女孩，正上初中。老二是男孩，有点弱智，不能上学，也不能正常劳动。小儿子刚上初中。在他回来前，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可说是十分艰难。
也许原来单位宿舍紧张，或者没给他分房，他家住在一个已经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早没僧侣的寺庙里，四十多家城市贫民把旧庙的大殿、配殿、厢房分割成四十多户住房。再加各家搭起的大大小小的棚子，院子里的走道，顶多自行车可以通行，平板三轮未必能进得院去。老崔一家五口，住在配殿西头隔出来的一套不规则的十来米的住房里，几张床占了一多半面积，一家人全回来，必须有人上床腾出地面。来了客人，家人必须躲出去两个，否则真的是没有立锥之地。至于屋内的采光，那就别提了。
尽管生活是如此的艰难，老崔总是和颜悦色，对谁都是那么谦逊客气。对于经常欺负我们的街道主任(小脚侦缉队队长)，更是不敢有半分怠慢。
有一次，我问起他来：“你怎么就被划了个右派?”
“唉!中学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上学，不懂得，同学给报名，参加过三青团，其实啥也不懂，也没干啥活动。后来家庭环境不好，没升学，参加了工作，早就没什么关系了。解放后就成了政治历史问题。整风时说会计账不能有半点假，领导不高兴了，说参加过反动组织，现在还对党不满，这就成了右派。”说话嗫嗫嚅嚅，微微笑着，透着一个老好人的样子。
两年之后，街道上失学，年龄稍大的孩子要给分配工作了。街道主任的一个儿子，因为是侦缉队长的儿子，虽然也有点小流氓习气，走在街上，溜须拍马的侦缉队员和积极分子，少不了点头哈腰，没话搭拉话。在这个小街道上，把这个流里流气的小子，捧得跟个小官儿似的。碰到分工作的好机会，头一个就把这小子“选送海军”。这就更助长了他的狂劲，走过来恨不得把迎面走过来的人全踩在脚下。
老崔的女儿初中毕业，人老老实实。人再好，她爹是老右，给分的工作是清洁工。乍一听好象也可以，其实是别人都不愿干的——扫大街的。老崔心里很明白，但又能说什么呢?
姑娘二话没说，立马去报了到。先有个事作，也解决一点家里的经济困难问题。
不管是挥汗如雨的酷暑，还是风雪交加的严寒，每天天不亮，街上还没人的时候，姑娘就去扫街。回来还要帮父、母把饭作好。最难能可贵的是每天一定坚持不懈的学习中学功课。
老崔平时还是和颜悦色，然而简直是心痛。孩子这样勤奋、好学，将来“阶级斗争”的打击，“右派子女”的帽子扣来，能作什么?心里的苦处也没法对孩子讲。
…………
记不清又过了几年，实行高考了。姑娘报了名，而且说：“要考就考好学校!”老崔真是为难，该说什么呢?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
不知又过了几年。侦缉队长的儿子从海军回来了。没有穿军服，走在街上低着头。听说街道主任陈国珍是带着三个孩子嫁给现在的工人丈夫的。原来的丈夫是国民党军人。孩子被海军查出生父是国民党军人，并非出身工人阶级，被罚回来了。侦缉队长从孩子那里露了馅，心情灰暗，不久患了肺癌(她成天“绿叶”香烟不离嘴，那最低级的香烟里能致癌尼古丁含量很高)，不再上班，卧病在家了。
说话间，老崔的姑娘从北京医大毕业，考取了美国某医大有奖学金的研究生。
两年后，那姑娘又上了哈佛。如今毕业，在美国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还把老崔邀去，在美国住了些时日，开了开眼。那年从美国回来，在门口相遇，还是和颜悦色的老样子。如今老了，总算有了宿舍，小儿子都结婚了，只可惜好人老崔已经85高龄，又不得不伺候瘫痪在床的老伴，领着那弱智的儿子，陷入新的艰难生活。
唉，好人平安，祝好人老崔一家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