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有些恢复，城市生活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好比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时，是没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觉到一种迷茫的情绪，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错误。大家讲话也非常谨慎，不谈国事，更不谈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动乱——一场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指导的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我们这些在政府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注）工作的人员，每天奉命准时上班，上班就学习政治文件。有一天，学习空气特别严肃，学习什么呢？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篇社论中大骂两种人：一种是教授，一种是工程师。第二天，继续学习社论，也是如此，继续骂教授，骂工程师。这是要干什么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到第三天，这个社论的口气就转变了，不再骂教授，不再骂工程师了。骂什么呢？骂“反动学术权威”。隔了若干天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说，由于《人民日报》反对、大骂、攻击教授和工程师，引起国际上的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所以第三天的社论口气就改掉了，改为“反动学术权威”——实际指的还是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是“反动”的，那中国政府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就不好批评了。后来，这个反对的对象改变了，重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当时，坏人被清楚地归纳成“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这个时候呢，“黑五类”的构成有所改变，因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资派”就变成第一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头一两年，我还是继续准时上班、学习，但不做任何业务工作了。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没有事情好做，只感觉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开始设置“牛棚”。这个牛棚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们单位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汽车库房，就把这三间汽车库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张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多种坏分子，都关押在这个地方，不许他们住在家里。住在里面，每天学习，每天劳动。我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也搬进去了。在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领导吴玉章、胡愈之没有被关到这里面。第三位是秘书长叶籁士，是“走资派”就被关在这里面了。“反动学术权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汉达和我三个人。此外，我们单位当时七十几个人，其中被划为“黑帮”的有二十几个，这些人全部被关在这个“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上午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组发下来，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语录，是油印的，字很大——有点像四号字这样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两本。主要是自学，自己看，不许做笔记，也不能带回家，看完之后要上交。学这个《毛主席语录》，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除了学习，还得劳动。劳动就是去扫地、拔草、搬垃圾，诸如此类的劳动，不算很重。每天吃饭都得排队，无论早饭、中饭，还是晚饭。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所以要让其他人排在前面，让他们先打饭。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较松，每个礼拜六可以回家住，礼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呢？继续“破四旧”。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破四旧”作为一个重点工作。那时我住在沙滩后街，这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文改会的人没有什么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关的人，越来越多。“破四旧”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的，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而且不断听大报告。报告中表扬有些“破四旧”做得好的，就是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都清除掉。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联的东西，包括从前的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都要烧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家具也拿来砸掉。不许留外币、白银、黄金，等等。旧的线装书也是“四旧”。我以前把很多书放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是“黑帮”，就不能去办公了，办公室就不能再放东西。于是我们的书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价格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黑帮”的工资就减少下来，起初大概是减掉一半，后来越减越少，最后减到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这35块钱还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种费用——具体我记不清楚，反正是没有钱吃饭了。我奉命“破四旧”，把从前的文凭、奖状、奖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一样都毁掉。有很大的炉子，把这些旧书烧掉。我的太太张允和，她是搞历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人到我们大院里一家一家地收旧书，一部《二十四史》卖了多少钱呢？卖14块人民币。收旧书的人已经很客气了，否则要论斤称，大概只能给7块钱也卖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