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天在劳动的地方，休息期间，我遇到一个造反派的人。这个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说，我们是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处理，所以没有打你，你自己以后要当心啊。后来又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告诉我，他说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最怀疑你的就是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
正在这个斗争越来越猛烈、几乎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忽然来了命令，由军队接管。不单是我们一个单位，许多单位都由军队接管。接管以后，开会斗争等都由军管的解放军来主持，不由造反派来主持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军人，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文质彬彬的，很讲道理。他来之后第一次开会，训斥我们一顿之后，就宣布我们可以回家去睡觉，不要住在“牛棚”里了——当然，白天还得到“牛棚”里来学习、交代。于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兴，这个形势算是有了一个转折点了。
可是突然又有问题了。一天开会，说我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那么我就想，有什么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么交代，交代之后，他们还是说不对，于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张允和商量，我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说，你呀，好好地想，你对别人讲过什么错话没有？噢，我想起来了。这天白天，一个造反派已经提醒我了，说我隐瞒情况，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讲了什么话。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说“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讲“秦皇汉武毛泽东”，两个人一人一句正好凑成了一个对子。我想，这个事情以前没有想起来，说不定就是他们要我交代的。于是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到“牛棚”里去准备开会。他们说不要开会，让我写书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代了这个事情。交代以后，他们说好，就是要你交代这件事，因为倪海曙已经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么不交代“秦皇汉武毛泽东”呢？你们两个人是讲反革命语言，要定你们两个人“现行反革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就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后来有造反派告诉我，这个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这个交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军管的头头宣布，开公开的检讨会，有罪名的人，一个个上台检讨。于是就挨个检讨，有时候一天检讨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最后是我讲。我从出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讲到文化大革命。坏的思想、坏的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等等，我都讲。讲完了，问群众还有意见吗？群众说“不满意，不满意”。这位军管的解放军说，群众对你还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检讨。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计还得开一次检讨会吧。结果呢，居然不开了。
摘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