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旧书店的人可以随便跑到你家里来，随意看你的旧东西，“破四旧”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就说：“你这个也是‘四旧’呵。”我说：“好，这是‘四旧’。”我笑笑。这个旧书店的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说：“你这个书呵，倒有人要，我给你联系一下，假如能够卖掉呢，你还可以拿几个钱，否则‘破四旧’都烧掉了或丢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说好。不久呢，他告诉我，有一所学校或是图书馆，要这个书，而且给的钱并不少，500元人民币。当时5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缺少钱用。我说好，就卖给他们了。500元人民币，这是“破四旧”能卖掉的东西中价格最高的了。
张允和喜欢昆曲，她拍了很多昆曲照片。同时我们家里还存有很多老照片，虽然数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比如我很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张允和小时候的照片、张允和父母的照片。这些我们不舍得“破”。不舍得“破”不行，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人因“破四旧”不彻底，而变成斗争对象了。被斗争之后，那“破”起来是更厉害了。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里除了我的书，还有朋友的书。朋友的书怎么办呢？我随便把它“破”掉了，将来没有办法还人家。其中有一部书，是林汉达借给我的，《世界美术全集》，都是世界名画的照片，这部书是很名贵的。我想这部书若被我搞掉了，我对不住他，我还是先还给他。一打听呢，他们家因为孤零零住在他自己买的房子里，暂时还没有事——我们家那一带“破四旧”闹得很厉害。于是我就在晚上想办法偷偷带了这部书去还他。我还书回来，觉得心里踏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们家。林汉达是我们单位的，可是他的儿子或是什么人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而这个单位好像跟一个家具厂有关系，大概是这个工厂里的人来“破四旧”。所以说，当时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会跑到你家里来帮你“破”。这些人到他家里“破四旧”，一翻翻到这一部书，哈，这还了得，把“黄色书籍”藏在家里！他们就把这部书带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两天，由于隐藏“黄色书籍”，那个单位把他抓去开斗争会。这样，我就很后悔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里来“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看到外文书，一概不动。所以我家里的外文书一本都没有动，有许多洋文书我还保留了下来。而他因为这本书却吃了苦头。据说，拉他去斗争的时候，让他向群众下跪，跪着交代。
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旧”的。比如沈从文家，他的书是特别多，就被搞光了。书搞光后，就把沈从文一家集中在他们以前存书的一间小房间里，一家人住在原来的小书房里。
还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名字叫敏宣。这个袁敏宣昆曲唱得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她进过大学，会英文、德文，昆曲唱得特别好，会画画、会写字，真是一个女才子。以前的惯例，有才能的女子结婚之后是不工作的。她跟张允和都在昆曲研习社，是好朋友，好搭档。她的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的邻居有一个小学校长，不多几天就自杀了。这是他们胡同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我们家来，问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个人要自杀？因为报上这些文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对她毫无影响。
这个时候全国都停下来不做工作，除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及极少数地方之外，其他学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统统停下来不做工作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国停下来不做工作，这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即使想读书无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虽然时间还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当时在北海旁边，这个时候借书就有困难了。我们家在沙滩，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边借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借书就紧张了，有限制。只能借你专业的书，别的专业的书不能借。比如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只能借语言学的书。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这本书是用英国的所谓“基本英语”写的，“基本英语”里就没有“Merchant”这个词，就用“Trader”这个词代替“Merchant”。我要借这本书，图书馆说不能借，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的。我只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呢。我说，这本书是用基本英语写的，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想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我告诉他，基本英语里没有“Merchant”这个字，所以改用了“Trader”，这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学书，它是跟语言学有关系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讲了半天，他总算给我面子，借给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从“反右”开始，是一步一步压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这样子：不许你随便做研究工作；不许你写文章；不许你藏书——不许你藏外国的书，也不许你藏古代的书。诸如此类都是限制。“破四旧”当中，特别在我们这种单位里，主要是破知识的“四旧”，毁掉你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办公了，研究也不能做了，而且情绪也很不安定，每天都好像是在大风大浪中。因此我空闲下来，同张允和去看看袁二姐。
袁二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她聊天是非常有趣。在她家里聊天时，胡仙洲不太参与我们的谈话。每天六点钟吃了晚饭——我们吃晚饭都很早——之后，我们就到景山公园去散步，胡仙洲也去散步，所以我们就成了散步的朋友了。散步的时候还碰到另外一个朋友，这个人是一个工程师，曾在欧洲读书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衣服穿得非常土，一身土样子，生活习惯也很土，显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他不坐椅子，而蹲在地上——不是坐在地上，是蹲下来，拿一条腿蜷着，另一条腿站着，这有点像公园里的仙鹤。仙鹤休息的时候，把一条腿弯起来，藏到羽毛里，只用一条腿站着。后来我注意到，北京乡下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休息的：不坐地上，因为地上很脏；也不坐凳子，从小家里不一定有凳子。你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在这个无心做事、无事可做的短暂时期，每天跟胡仙洲以及这一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在一起，在景山公园散步休息，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胡仙洲也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他看的主要都是德文书，每次他读到一些趣闻，就讲给我们听。比如，印度尼西亚蛇很多，有种蛇喜欢吃猪，一只小猪蛇一口就吞进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农民就把一只小猪放在木棍做的笼子里，蛇进去之后，把小猪吞到肚子里，蛇的肚子就变得非常大。蛇头可以从这个笼子里钻出来了，但肚子却钻不出来，怎样扭动不行，也缩不回去。于是主人第二天就能将这条蛇抓到，将小猪从蛇肚子里剖出来——当然死掉了，但是照样可以吃。这是一种捉蛇的方法。后来方法更进步了。农民知道蛇喜欢吃鸡蛋，就做了许多木头的“鸡蛋”——将打碎的鸡蛋涂在木头上，放在笼子里。蛇进去了就吃鸡蛋，贪心不足拼命吃，它的肚子就涨大了，跑不出来了。而且蛇吞了这些“鸡蛋”在肚子里，就想把它绞碎，但木头鸡蛋怎么绞绞不碎，结果蛇就胀死了。用这个方法捉蛇更方便。
印尼这个地方，鳄鱼很多，而且鳄鱼吃小孩、吃狗、吃鸡。鳄鱼有个奇怪的习惯，它在哪里上岸呢，也从哪里下水。它经过的地方痕迹是很清楚的。于是，农民就等这个鳄鱼上岸，在它要经过的地方插上锋利的小刀。鳄鱼上岸偷吃了鸡之后，回去还从原来这条路上走，结果肚子就被划开了，还没有到水边呢，鳄鱼就死了。当地人用这种方法来捉鳄鱼。
每天傍晚，我们在景山公园谈得非常开心，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外面文化大革命是闹得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谈，我们谈一些有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