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字报，我们又回到“牛棚”里，洗洗脸，休息一会儿。我们大家就想，陈毅怎么是“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呢？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陈毅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不过我想起一件事，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陈毅在全国政协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反右”期间如果有人受了委屈，可以对他讲，他可以打抱不平。我想起这个话，可能就是严重的“右派”言论。后来很多“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也没有地方去申诉，更无法告诉陈毅。陈毅自己也保不住了，所以陈毅讲的也是空话。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都上床睡觉。但是刚才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们还一直想陈毅的问题。这时就听到很多人在一起喊口号，起初听不清楚，后来越听越清楚了：“打倒陈毅！打倒陈毅！打倒陈毅！”这个“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只是外交部下的一个部门，其他还有许多外交机构，想来都是一样反对陈毅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些反陈毅的大字报，只能在大门里挂，不许挂到大门外面去，因为害怕被外国人拍照。
五
第二天清早，我们照例出去劳动。此时这个劳动越来越繁重，铁做的小推车，实在是不容易推。空车都很重，都不好推，放了许多东西推起来更累。在我们单位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个同事叫陈越，出生在越南，是越南华侨的后裔。他爱国，向往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偷偷地离开越南，来到北京。他写信给胡愈之，要求安排工作，胡愈之就把他安置在文改会。可是进入文改会之后，他一直受到压制，每一次运动，他都受到冲击。我们想不明白，他一直不在国内，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同研究。这个人非常好，跟我们一同劳动，我推不动铁推车的时候，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我忙，两个人抬东西时，他就抬重头。他比我当然年纪轻，大概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非常感谢他。
这个人在文改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汉字简化方案，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这个《简化字总表》是陈越做的具体工作。比如讲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简化字总表》，起初叫《简化汉字总表》。陈越就提出，把“汉字”中的“汉”字省掉，就叫《简化字总表》。这样简单明了，大家觉得他的意见很好。还有，简化字当中，后来增加了几个字，像“英尺”的“呎”字被废除，以后就用“英尺”两个字；“海里”的“浬”字被废除，就叫“海里”。有二十来个字，主要是从日本来的。有的一个字读好几个音，就改成一个字读个音。一批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简化，都是陈越提出来简化的。他还研究用拼音字母来搞速记，出了一本书叫《简易速记》，搞得很好，很受欢迎。
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他给五个孩子取的名字含有“红色”的意思，这是倾向共产党的意思。很有趣，一个叫陈红，一个叫陈赫，一个叫陈紫，一个叫陈丹，一个叫陈绯，五个全是红颜色。所以人家说，他的家庭是红色家庭，可见他的思想的确是倾向共产党的。可是他申请加入党，一直没有被批准。为什么他要受到种种限制呢？我不明白。我们起初只知道他是被限制使用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为那些被冤枉的人平反时，才知道有一个平反小组，宣布哪些人是被冤枉的。给有些人平反，程序其实简单，比如给我平反，什么程序都没有，就是说对我的那些批判都是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有定你什么罪名，那些大字报骂的话，都是群众写的，也不算什么罪名。所以这个平反的过程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完了。而对陈越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陈越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他到了北京之后经常跟这个朋友通信。这个朋友住在香港的一个公寓里，楼上楼下有国民党的特务。他跟这个朋友通信，有人自然就怀疑陈越跟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由于这个嫌疑，陈越就一直被限制使用。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面调查清楚了，他那个朋友虽然跟国民党特务是住在同一个公寓大楼，但是那个人跟国民党特务没有关系。所以陈越受到的冤枉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当然很高兴。可是陈越很不幸，过了不久，他就生病了，他的病是突如其来的，据说是脑袋的后面某个部位有毛病了。那个时候脑袋开刀的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医院给他开刀，之后就合不拢了，结果很快就死了。他年纪很轻，热心、真诚、能干，我们很为他可惜。
很快，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天天让我们写交代，写得不好得重写，开批判会，一个一个地开批判会。比如说，批判叶籁士。叶籁士是我们单位第一号“走资派”，所以罪名最重。批判某个人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去旁听，坐在第一排，听别人批判。批判的时候问他问题，答的不对就打。叶籁士被打得很厉害，有一次被打得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多月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后来才恢复。这个时候不许回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敢问别人借。他偷偷地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口袋里还有钱，就赶快拿了五块钱给他。那个时候五块钱是一个大数目，大家穷得两毛钱都不常有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如果被知道了，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我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怎么能把钱偷偷借给一个反动的“走资派”呢？这可是大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