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叔，1963年
一、迈入社会
我的五叔叫蒋明远，他是我父亲最小的一个弟弟，十多岁来到我们家，在我们家长大。
1963年之后，贯彻阶级路线已在向“唯成分论”演变，有资料说，到1964年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作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学毕业了。
大学期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深刻的记忆，尽管缺吃少穿，五叔学习依然非常刻苦努力，专业课程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最为突出的是理论力学，100分。任教的老师还特别强调，蒋明远的试卷几无瑕疵，找不出扣分点。
以这样的拔尖成绩，五叔是完全够格留校任教的。但当年，留校的几个同学都根红苗正成绩平平，能否胜任教学不在考虑范围。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算良好，毕业分配临近，学生们也都平静，托人情、找关系、开后门的腐败还未能蔚然成风。
那时毕业分配口号是：
1、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
2、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3、坚决服从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
除了少数几个留校名额，其余大部分毕业生如何分配，并未公布。系里召开的毕业分配大会上，书记作报告只讲了大原则：“哪里来哪里去”，同时兼顾个人志愿。
五叔离开老家之后，户口一直在我们家，属于重庆市。他的原籍中江县属于绵阳专区。像他这类毕业生究竟算哪里来的，没有明确的说法。
五叔从小跟着兄长，而我父亲家长作风极甚，对五叔和对我们一样随意打骂，这让五叔产生了很强的寄人篱下感，早点离开是他从小学就有的愿望。或因此他内心更认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五叔甚至没想到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把“哪里来哪里去”的“哪里”定位为老家绵阳专区。待到尘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绵阳。
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生活了十余年的城市，五叔一行毕业生乘坐当时的水运小火轮，从北碚区顺嘉陵江到市区蔡元坝火车站。烈日当空，船舱内热浪滚滚，船舷外江风悠悠。五叔作为领队，无暇欣赏沿途风景。他一路繁忙：换车、托运行李、清点人数等。舟车劳顿，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达绵阳专区教育局，毕业生们住在招待所等待，由专区分配到县，再由县分配到学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绵阳地区，包括平原边缘的山区，山区和平原相比，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学水平、学生生源、生活条件都不在一个维度。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宁中学。
遂宁中学是当时绵阳地区最好两所中学中之一，人事关系直属绵阳专区，校长刘显华在这里看了五叔的档案，优先选择了这位优等生。
遂宁中学紧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亩，面积较小。校舍的名称都很响亮，具有革命时代的显著特征：教学楼叫卓娅楼，办公楼叫雷锋楼，教师的宿舍楼叫红专楼，学生宿舍叫继光楼，校门口附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馆，另一幢名德育馆。校舍中间是一个操场，跑道不足400米。学校规模虽不大，但在省内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两个班的立体几何，每周12节课。在教学上，他很快暂露头角，深得学生喜爱。原本不喜欢当众说话的五叔，开始感受到做教师的喜悦，开始热爱这个职业。工作刚刚走上轨道，正在迸发的教学热情突然被切断了，学校指派他参加上宁公社四清工作队，为期三个月。
上宁公社离县城约七里路。因班车很少，五叔背起铺盖卷步行去公社报到。
工作队员先在公社开会学习一天，传达有关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界线；工作方法是依靠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目的是帮助干部下楼洗澡、轻装上阵，让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通过运动转变为四清干部，最后要处置的，只是极少数四不清干部。
第二天，队员们就分别下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队一个叫梁家沟的生产队，住在一户贫农家。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岁，结不起婚；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困难时期”双双亡故。他们住的是土坯墙草房，家徒四壁，无一件像样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褴褛，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数清米粒的红苕稀饭和泡萝卜。
出生于小乡镇，成长生活于大城市的五叔，为眼前的赤贫感到震惊。每月，除了交给户主老梁定额的粮票，五叔还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费，给这个家庭一点绵薄的帮助，有时回学校拿东西，就顺便把当月定量的肉买回去，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三个月，五叔风来雨往每日穿梭于乡间小道，走访贫下中农家庭，听取他们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和社员们同劳动，还收集各种生产数据，回公社开会时汇报。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后猪圈里的几头小猪可能也因吃不饱，不是哼哼就是尖叫。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煎熬的却是五叔的心。作为一个黑五类子女，他当然不敢细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如何能让这些穷人摆脱贫困，过上城里人那样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