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进步主义一脉，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化、组织化、党化历程，在中共最高领袖的亲自推动下，使一场文化运动，变成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AI示意图)
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进步主义一脉，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化、组织化、党化历程，在中共最高领袖的亲自推动下，使一场文化运动，变成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人们习惯把1919年的“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合并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在中共主流叙事中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但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种单一思想，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公民教育，也有无政府主义以及日益激进的革命主义。反礼教、“打倒孔家店”等文化批判，在当时只是众多思想主张中的一种；五四青年火烧赵家楼，则进一步显示了一个危险倾向：当行动者确信自己代表民族、进步与正义时，就开始突破法律和私域的底线。
“我进步、我正义”进一步演变成“我革命、我正义”，革命正义被革命党确立之后，就可以无视法律与道德人伦，既能剥夺他人财产，也能迫害甚至消灭异已者的生命。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个演变脉络：从否定旧文化，到破坏社会秩序；从教育百姓成为新公民，到教化人民成为党的“新人”；从毁弃一切传统社会神灵，到重塑一尊革命领袖神，具有神格的伟大领袖一挥手，一代新人就像邪教信徒一样，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一、‘一代新人换旧人’
近代中国最强烈的思想冲动之一，就是“新人”意识。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发刊词。
毛泽东的新民观：从梁启超式的“改良人心风俗、培养新国民”出发，最终超越改良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彻底社会改造——通过革命手段改造中国与世界，从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中造就新的人民。
所以毛泽东的初心有两个源头，一是梁启超的新民论，并受陈独秀的新青年影响，十月革命之后，重大转型，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选择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人’，并从此牢记初心，不负使命，
梁启超强调的是新公民新公德意识，陈独秀的新青年，强调的是进步与自主，科学与实利等，已然分裂了保守与进步的关系，开始极端化思维，《新青年》因此也高调‘打倒孔家店’、告别传统礼制与所谓的保守思想。
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这种文化上的“新人”理想被彻底左化、政治化、革命化、党化。一代新中国人，不是成为新公民去和平参政议政，而是要通过革命暴力，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洗礼与塑造了一代革命新人，以毛泽东为代表，以共产党人为‘先进’的集体，他们决定了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席卷中国。
二、用新文化塑造新人、新思想、新灵魂
中华传统重视“文以载道”，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道”，主要是孔孟之道或尧舜之道。主流儒家更多讲仁义礼智信，讲孝悌忠恕，讲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责任。
梁启超强调培养现代国民的公德意识，与此相呼应的，是民国初年已经开始的现代公民教育。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公布，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7年《公民读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晏阳初推动平民教育，陶行知倡导生活教育并创办晓庄学校，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与此同时，还有现代学校、家族私塾以及基督教等社会力量创办的各类学校。
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精英、民间社会，都在开启观念转型，但激进的知识分子却认为传统观念束缚了社会进步转型，而到了陈独秀《新青年》那里，进步与保守被撕裂，打倒孔家店也成为标志性的进步口号。陈独秀与进步青年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进步主义异变为革命主义、共产主义。
极端的新文化左化之后，革命化、党化，文化所载之道，就是革命之道、社会主义之道或马列之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过去的新人，是要摆脱旧权威而成为独立的人；后来的革命新人，却必须接受一种新的、更强大的政治权威。过去要求思想解放，后来要求思想统一；过去批判传统对个人的束缚，后来革命组织却要求重新塑造个人。
延安时期是这一转变的重要节点：延安整风就是整肃异已，使知识分子完全归依党组织，延安文艺要求为人民服务，但要听党的指示，为党宣传，《白毛女》以高度戏剧化的阶级叙事塑造地主与贫农的对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则逐渐把领袖塑造成给人民带来光明的太阳。
从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到六十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学习雷锋，到人人学‘《毛选》’背‘毛主席语录’；从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带有宗教形式的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政治仪式，“灵魂深处闹革命”则要求信仰进入人的精神深处。
结语：
从梁启超的“新民”，到陈独秀所呼唤的‘新青年’，再到中共建政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清晰的看到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关联性。
梁启超希望培养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国民；当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列宁主义政党组织进入中国以后，“新人”又从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公民，变成接受阶级教育、服从革命组织、承担改造社会使命的革命者。
中共建政之后，新文化最终演变成革命文化、党文化、歌颂领袖的‘文化’。文化不再只是启蒙个人，而被赋予统一思想、改造灵魂、制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使命。一代人在阶级斗争、革命文艺、政治学习和领袖颂歌中接受反复洗礼，最后，“新人”必须以对党的忠诚证明自己的先进，而对党的忠诚又越来越集中为对最高领袖的忠诚。
于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一逻辑推向极端：革命领袖被神格化，当政治正确取代法律边界，领袖意志压倒人伦常识，群众又确信自己代表绝对正义时，政治运动便具有了宗教迷狂的性质，全民陷入邪教式的迷狂时态，文革制造的灾难因此也登峰造极，其深层病毒影响深远。
作者》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