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导修订《国防动员法》,所建立的社会资源征收征用和全民动员能力,也未必只能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在严重国内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内部冲突情况下,这套国家动员机器同样可能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 当备战逐渐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当外部敌人、国家安全和历史使命不断成为集中权力的理由,中国究竟是在为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还是已经借“准备战争”之名,完成了另一场更深刻的政治转型?战争也许尚未到来,战时体制却可能已经在路上。
中共建政之后,新文化最终演变成革命文化、党文化、歌颂领袖的‘文化’。文化不再只是启蒙个人,而被赋予统一思想、改造灵魂、制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使命。一代人在阶级斗争、革命文艺、政治学习和领袖颂歌中接受反复洗礼,最后,“新人”必须以对党的忠诚证明自己的先进,而对党的忠诚又越来越集中为对最高领袖的忠诚。 于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一逻辑推向极端:革命领袖被神格化,当政治正确取代法律边界,领袖意志压倒人伦常识,群众又确信自己代表绝对正义时,政治运动便具有了宗教迷狂的性质,全民陷入邪教式的迷狂时态,文革制造的灾难因此也登峰造极,其深层病毒影响深远。
三十多年后重新审视朱镕基,不能只看他的个人操守与他的正面清单,更应该检视其负面清单带来的恶果,他的铁腕,并没有用于依法治党与治理政府,壮士断臂,断的却是工人的臂,中国市民没有得到公民待遇,农民则连市民待遇都没有得到,更别谈司法独立与人大代表与地方官员民选。而正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才使铁腕宰相与他背后的铁血时代形成巨大的反讽。 分析朱镕基真正改变中国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对内: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二是对外把中国更深地嵌入全球化体系。某种意义上,这两件大事,深刻地影响甚至重塑了世界经济形态,进而影响到国际政治。
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群众暴力、政治迫害与文化摧毁,而是它如何完成了一次政治秩序的重新编码:以马列主义确立唯一道统,以革命法则凌驾宪法与党章,再由最高领袖垄断“正统”的解释权。于是,道统、法统、党权与领袖权威合而为一,政治忠诚代替法律程序,革命真理取代天理人心。毛泽东借此获得几乎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而文革留下的最深遗产,也正在这里:一旦某种意识形态被规定为唯一正道,个人又成为正道的最高解释者,制度就会退居其次,法律也可能重新服从于政治。文革式的大劫难,也就获得了生成并不断扩大的制度条件。
百年中美关系,并非简单的合作与对抗,而是一场随着世界格局不断调整的战略演变。过去,美国为了遏制更大的敌人,多次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今天,当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这种战略交易也随之终结。对中国来说,战略红利时代结束,战略负利时代开启,这不仅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国际秩序重组时代。真正的百年大变局,已然开启,主导权在美国手中。
习近平是不是中共的终结者?——哪些因素会导致中共政权大崩盘毛时代近三十年而败,邓时代又三十年被终结,习时代还能玩三十年吗?毛的社会主义只利于一人专政,利于绝对忠诚于自已的小共同体,不利于党国与人民,也不利于红色权贵;邓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利于寡头与国内外权...
习近平本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崇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大方向是减量资本主义,减量民营企业,一步步的搞增量社会主义,多年来一系列的信号与现象都能佐证习时代打左灯向左转,然而,这种方向的选择,是否能挽救党国经济危机,是否又一次重蹈历史覆辙,带来灾难性后果,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