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道统”与“法统”之争，中共政权也有自己的道统与法统，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道统，“党指挥枪”等原则，就是法统。
本文借用“道统”“法统”二词，并非完全沿用传统经学与近代宪政史中的原义，而是分别指称政权的价值正统与权力运行的最高规则。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中共党内权斗，是毛泽东重新夺回政治主导权的一场政治运动，但这只是整个运动的一个“小目标”，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权谋，使刘少奇等人失去最高权力，以实现个人专权。
毛泽东更担忧，甚至感到恐惧的，是像苏联那样，赫鲁晓夫(台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否定了斯大林路线，那就不仅是失大位，红色江山就变色了，自己终身奋斗的社会主义就失败了。这个层面，就是道路之争，也就是“道统”问题了。
只有马列主义的红色道统，才能使毛泽东的政治计划拥有合法性，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炮打司令部就有了政治正确，也使毛泽东个人专制不可撼动。毛泽东考量的不是维护宪法的合法性，而是要抢占革命道统的制高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此文通过对马列道统与革命法统的分析，透视文化大革命运动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道统与法统的古今嬗变
中国古代的道统是“先王之道”，即“尧舜之道”，因道而讲德，即道德，因道而讲理或讲伦理，谓之伦理，天理良知成为公理；法统呢？是“王法”传统，打天下的坐天下，法统本质上是丛林法则决定。但一旦得天下，要实现可持续治理与秩序，就要遵守王道，使王权霸道获得合法性，所以要讲道德、讲道理，讲天理良心。古代中国社会，王道与霸道或者说儒家与法家，是互补的、平衡的关系，如果失衡，社会就会失序。
中共建政之后，废弃了中华传统道统，践行“马列之道”，也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道路；中共的法统呢？是来自苏联的革命传统，是披上革命外衣的丛林法则。与传统中国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王朝取得政权后，其统治合法性的现实目标逐渐转向维持天下秩序；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则具有超越一国疆界的世界革命想像。所以它是有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马列道统决定了共产党的法统，即“革命法则”传统。
二、毛泽东的“道统”危机与失势恐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严重经济与社会灾难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始调整政策，恢复生产，强调务实治理，在毛泽东看来却可能意味着政治路线发生变化，即修正主义在搞复辟。
更重要的是，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极具刺激性的历史镜像：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党最高领袖，死后竟然可能被自己的党否定。因此，毛面对的不只是现实权力下降的压力，还有“身后被否定”的深层恐惧。
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式的务实路线不断发展，毛泽东发动的激进社会主义实验就可能被重新评价，他本人不仅可能失去实际权力，也可能失去革命道统上的至尊地位。
他寻找到一种制胜法宝，就是继续“革命”与“运动”，他熟练运用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当毛泽东发现一代革命青少年成长起来，既像是义和团那样有献身精神，也像五四青年一样有伟大理想，利用这些“热爱毛主席”的新一代，就可以超越法律与传统伦理规则，以革命法则、暴力方式，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维护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统，即“马列道统”，并确立自己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炮打司令部》、《五一六通知》以及红卫兵运动随之展开，政治斗争走向街头，群众暴力践行的是革命法统。
三、以革命法则维护马列道统，清零中华传统
革命法则就是政治决定一切，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志，决定革命方向与革命任务。当被批斗的刘少奇手执宪法，要维护自己的人权，就定格为一种荒诞场景，国家主席可以直接被批斗、被拘审，家人都不知其下落，何况其他人。只要拥护毛主席，就可以行使一切革命手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既然红卫兵被动员起来了，清除封建社会遗产就同时进行，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迫害与虐杀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摧毁。传统圣人孔子墓园也被掘挖毁坏。
不仅要终止修正主义之道，打击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终结古代尧舜之道与所谓的“封建文化”遗产。一切都是为了走社会主义正道。
四、以马列正宗道统维护自己的至尊地位
毛泽东强调“路线斗争”，路线即道路，就是维护党的道统，维护道统就是真正的革命者，相当于古代帝王合法地上承天命。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个人权威与马列主义正统捆绑起来。
反对毛，不再只是反对一个领导人，可被解释为反对社会主义，最终便成为反革命。于是个人极权、道路和党国逐渐合而为一。如果没有革命法则凌驾于正常制度之上，毛泽东很难如此全面地清除政治异己；如果没有马列主义道统提供神圣性，单纯的个人权斗也无法动员亿万人持续参与。
所以文革并不是无秩序，它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以领袖作为真理解释者，以革命作为最高法则，以群众运动作为执行力量。传统社会讲“天理”，文革讲“革命真理”，传统帝王需要证明自己符合王道，毛泽东则认为自己代表社会主义正道。毛泽东的至尊地位，甚至是神圣地位，因马列道统与革命法统而得以确立。
五、宪法与党章被置于革命法则之下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发动文革后所重建的政治秩序获得党内正式确认。红卫兵与革命群众如果持续闹革命，就会影响生产与生活，最终还会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1968年底以后被推向全国性高潮，仍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动员色彩，强调的是政治正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党政体制被严重冲击，各级革命委员会陆续取代原有的部分党政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则在文革前期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村庄里的大队支书，变成了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既像宗教组织，又像准军事组织，又是党政合一，毛主席语录与最高指示，就是圣旨，代替了宪法与党章。
毛泽东后来甚至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况，这句话无论其原始语境如何，都颇能折射其政治权威凌驾于常规制度之上的时代特征。
文化大革命十年，只利于毛泽东，他在中共党内因此获得了神格地位，他的肉身不能万岁，但他的思想万岁仍然写在党中央所在地新华门墙壁上，其思想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纪念堂与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都在证明文化大革命的阴魂不散。
结语
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群众暴力、政治迫害与文化摧毁，而是它如何完成了一次政治秩序的重新编码：以马列主义确立唯一道统，以革命法则凌驾宪法与党章，再由最高领袖垄断“正统”的解释权。于是，道统、法统、党权与领袖权威合而为一，政治忠诚代替法律程序，革命真理取代天理人心。毛泽东借此获得几乎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而文革留下的最深遗产，也正在这里：一旦某种意识形态被规定为唯一正道，个人又成为正道的最高解释者，制度就会退居其次，法律也可能重新服从于政治。文革式的大劫难，也就获得了生成并不断扩大的制度条件。
作者》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