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AI图∕程宽厚)
后习时代，会不会重蹈大清覆辙？
我们无法预测，中共政权什么时间被终结，但透过对大清最后十年的比照，还是能看到专权帝国难以摆脱的政治困境。后习时代，是指习近平生命结束后，也可以是指习不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代。
一、大清为朝代终结制造了必要条件
大清被终结，史书上都归功于“辛亥革命”，其实，终结大清的，是大清朝廷，多重因素可以说一个都不能少，大清退出历史舞台，是朝廷自己拆台的结果。
最重要的因素，一是大清君主立宪不真诚，并没有像英国确立的君宪制那样，透过虚君政治，确立议会主权，导致立宪派与地方实力人物在历史时刻选择了地方独立；其次是经济与财政方面：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泡沫破裂，引发钱庄倒闭，使川汉铁路部分筹款遭受损失。1911年清廷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地方路权、股款补偿与外债安排交织，牵动四川广大绅商农民的切身利益，激起保路运动。成都血案继而激起大规模武装反抗。清廷调湖北部分新军入川，削弱了武汉驻军力量，为革命党人创造了有利时机。
武昌起义最初是一次新军兵变，如果局限于武汉一地，仍有可能被优势清军镇压。但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与立宪派等共同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朝廷已难以仅靠军事镇压恢复统治。此时朝廷重新启用被下野的袁世凯，结局是在各省独立、南北和谈、袁世凯施压，以及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共和兵谏电报的共同作用下，迫使大清逊位。不仅大清被终结，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也被终结。
回过头来看，从清末新政到王朝覆亡，不过十年；从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算起，更只有五年左右。政治改革迟迟未能建立信用，经济危机与地方维权总爆发，军队兵变，地方与中央切割，中央政权随之崩解。
有人会说，搞君主立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导致大清溃败，还不如不搞这些新东西，封闭的大清更安全，只要权力在手，朝廷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看看明朝就知道了，明朝没有搞君宪，虽然晚明已透过白银与商品贸易参与世界经济，结果呢，灾荒、战争、财政困境与官府腐败相互交织，最终导致大规模动乱。不搞政治改革，并不能避免帝制朝廷的统治危机。
相比之下，大清朝廷因为有经济市场化、有地方咨议局及立宪派在历史时刻参与政治协商，使革命初期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逐渐转向五族共和。高举铁血十八星旗的革命军，部分带有强烈的排满与民族复仇色彩，一些地方已经发生针对满人的屠杀。而透过南北和谈，透过共和共识，最终以谈判完成清帝退位，减少了继续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得到了最不坏的结果。
二、习近平面临大清难题
大清是满洲统治集团透过征服进入中原、承接中华帝制的王朝，在君主专制这一统治形态上，与明朝没有本质区别。大明主要是被农民起义摧垮的，然后才是清军入关问鼎成功。大清搞政治改革，一个重要参照是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大，日俄战争划时代的胜利，使大清朝廷震撼，进一步推动了清廷仿照日本搞君宪体制。
邓小平是透过利用资本主义来拯救社会主义危机，但三四十年之后，经济与社会变化也不断给中共体制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则选择进一步强化集权与党治，强调国有经济的地位与军委主席负责制。不禁使人想起慈禧谢幕之后，载沣收拢权力，强化皇族对军政的控制，袁世凯被下野就是例证；习近平则对中共军方高级将领进行持续整肃。
习近平承续邓、江、胡时代的“不搞西方那一套”政治原则。在这一政治逻辑中，像大清搞预备立宪，有了更活跃的公共舆论与省级咨议局，反而可能使统治者被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但大清要“进步”，要发展市场经济，不得不官商合作，不得不发展铁路，为了统治安全，也不得不建立新军。这些新因素增强了国家能力，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与政治诉求，朝廷如果只要前者，却拒绝容纳后者，统治矛盾便不断积累。
习近平面临同样的悖论，要与世界同步获得丰富的资讯，却又害怕互联网自由危害党国安全，要让更多的企业家走向世界，却又担心他们转移资产与移民海外，要利用民营经济提高国内就业，却对他们永远不放心，害怕民营做大了就有政治诉求。
所以，习时代选择了逆政治改革、逆世界潮流而动，党国可以控制的领域，做强做大，倾国家之力来发展，而更多的属于市场的领域，透过严厉的管控，使其生存与发展受到限制。
大清困境是进退维谷，如果能及时走向英式立宪，透过限制皇权完成自我改革，或许能够降低被革命推翻的风险。习近平亲自提出了自我革命，并不是革共产党专制的命，而是在国内党内清除政治异己，压制反对的声音，还是用毛泽东的手段，将党国权力集于一身，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个人集权越彻底，纠错与权力继承的风险就越可能积累；主动改革越能落实为可信的制度，和平转型的机会才可能越大。习近平与大清面临相似的困境，真正触及权力结构的“自我革命”，才可能成为化解这一困境的出路。
在习尚有威权的时间窗口，可以自上而下地开启政治转型，逐步建立全国议员直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的制度与过渡安排，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一样，结束文革之后，开启新的历史方向；
也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实现政治转型，例如：在海南搞政治实验区，真正的民选议员与市长，海南网络与媒体开放，司法独立；也可以分阶段推进全国市县一级的政治改革，还权于民。毕竟习近平称自己是延安的儿子，那么，兑现父母辈当年的延安承诺，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结语
大清留给后人的警示，不只是改革太迟，更是统治者始终不肯承认：国家的前途不能永远服从一家一姓的权力安全，最后失去难得的历史窗口期。
后习时代会不会重蹈覆辙，主动权在习近平手上。个人集权越深入，其他权威与组织的自主性越弱，继任者面对的就越可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信任却十分脆弱的局面。
后习时代到来时，中共面临的是慈禧谢幕后的困境，还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变局？不同的结果，都可能引发程度不一的震荡，如果出现类似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威瓦解的局面，后果可能更悲剧，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风险。
作者》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