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好景不长，造反派越闹越厉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这个造反的具体情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听到他们家发生了大问题，不敢再去看他们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形势也紧张起来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造反派到他们家，把所有东西，能打烂的打烂，值钱的都拿走。造反派怀疑他们地板下藏了好东西，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很讲究。袁二姐的父亲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励准。袁励准题写的匾额，今天在颐和园的听鹂馆中还可以看到。袁励准做过宣统皇帝的老师，常州人，是我的老乡，可能还有点远亲关系。袁二姐是生长在北京的，北京话自然讲得非常好。他们家被抄得非常厉害，地板都被掘开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涂。搞完以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小房间，本来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让他们一家人住在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留给造反派住。
不仅如此，还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个礼拜，通知他们家说，人死掉了。后来才知道大概情况。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时候不敢吃米饭、馒头，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粥。同时他自己准备了药，必要时可以自己治疗病情。他被抓走之后，造反派斗争他，把他关在一个茅房里。糖尿病发作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厉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虽然有糖尿病，但原来身体还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惨。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给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袁二姐住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我们去看她。她还是那么乐观，依旧谈笑风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讲的笑话，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后来，她生病无人照顾，就死了。她的年龄比张允和还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谈到袁二姐，我们就一定会想起袁二姐的一个侄女儿。袁二姐跟她的一个弟弟住一起，他们的房子很大，有好多进，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进。她的弟弟和弟媳，还有两三个女儿，住在前面一进。这几个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教育告诉她们，她们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太坏了，说一定要改变成分。怎么改变成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农村去劳动。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第三个女儿，当时是初中生，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农民。她当时很高兴，以为嫁给农民之后身份就改了，就是国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动阶级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后，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是城里的闺阁千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而另一个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家庭很穷。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不断听到这个矛盾和不幸。后来究竟什么样子，是否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这样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
跟这个小姑娘境遇相同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朋友”，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叫许潜庵（许实贞）。许潜庵的孙女儿，也是这个年龄，大概刚刚进初中的样子。她不是自愿下农村的，是被迫下农村。她去的农村更远了，下到东北，大概是黑龙江。许潜庵在这个孙女儿去的时候，就关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乡下结婚，终身不嫁也可以。这个孙女儿就听了这句话，怎么样也不结婚。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政策改变了，她也被放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好。这两个人是两种结果。当时许潜庵这位老先生，叫他孙女儿一定要回来，不能嫁给农民，这个话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言论”，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四
这时，红卫兵的风潮闹得越来越大。我们单位很快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单位一定要自己组织红卫兵，才能够防止外面的红卫兵、假红卫兵、非红卫兵到本单位来抄家。来抄家的，许多都是抢砸东西。自己组织红卫兵，自己造反，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本单位的“黑帮”人物。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字报越贴越多。起初在礼堂里贴，后来贴到礼堂、大院外面的墙上。那么大的北京大学旧址，大院里整个都贴满了，就贴到大门外面去。不仅我们一个单位，所有单位都是这样，都是在本单位的墙贴满之后，再贴到马路上去。以我们单位来讲呢，往西往北，一直贴到动物园。比动物园更远的地方有没有贴，我不知道。这个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骂人，骂“走资派”，骂“反动学术权威”，骂“地富反坏右”。我是我们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当然是批判对象。每一幅大字报上都有我们的名字，用黑墨水写的，上面用红墨水打一个叉叉，说明这是反动人物，有的时候把你的姓名颠倒起来写。
这时候，我被关在“牛棚”里。我的爱人也不敢住在家里，因为是反动分子家庭，谁都可以来打击你，来打你的门，把你的门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种的东西一概搞烂。这还不算，有时还半夜里冲到你家里来打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就不敢住在家里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中国科学院，住在中关村。我们这边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他们那边比较冷清。我的爱人就到儿子、儿媳妇那里去住一阵。我的孙女儿刚刚上小学不久，我的爱人就陪她到动物园去玩，因为中关村到动物园不是太远。她们到动物园，一看也有大字报，贴满了。当中有我们单位的大字报，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孙女儿认识我的名字，她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啊？”奶奶说：“是啊。”又问：“爷爷是好人，怎么被打了一个红叉叉呢？”我的爱人告诉她：“爷爷喜欢讲外国人好，所以犯了错误了。”那我的孙女儿说：“奶奶，你回去跟爷爷讲，不要再讲外国人好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报。那时候是刚刚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就要走，有人领了我们去看大字报。我们的“牛棚”离办公楼的院子很近。这个办公楼有六层，我们自己用一层到三层，四层五层——主要是四层，是给“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那个时候陈毅副总理是兼外交部部长，所以这个机构批判的“走资派”，第一号就是陈毅。我们一走出这个牛棚，才知道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多得不得了。墙上贴不下，就拿绳子挂在院子里，挂了一条一条，两条绳子之间不过两尺宽。这个绳子挂得比人高，大字报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字报的森林。你在里面看大字报都看不见人，都被大字报遮住了，你要找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噢，这些大字报全是批判陈毅的，说陈毅“反动之极”，是个老“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