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何三畏撰文披露对周永康主政四川时期的印象，并讲述了包括两次报纸整肃在内的3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据说某次新春长跑，《成都商报》头版刊登周永康领跑五十万人，而同版面又刊登某县官“驾车肇事逃逸”，结果激怒周永康，被迫再三修改书面检查。
另有一反贪故事，四川反贪当时抓了交通厅长刘中山。媒体报道时没得到通稿，也没想到一个厅长怎么会让周永康那么上心。刘中山案开庭的第二天，成都的几家都市报都引述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其中有两家报纸，把律师的话做上了标题：“律师说，刘中山无罪”云云。几家报纸又一次吓坏了，周书记又是勃然大怒。
而在周永康主政期间，对成都都市报的全面整肃，《蜀报》、《商务早报》2001年被关闭据称便是其杰作。
以下是文章原文：
近年主政过四川的主要官员中，我只对周永康印象深刻。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四川时间久，还因为我那时不太懂事，以为他们搞的那点事儿真有趣，于是记住了。主要领导如何看待他领导下的宣传机构，如何掌控他在宣传机构里呈现的形象，我也有好奇心。作为省委书记，政治经济，上上下下，心里要装好多事呀，可是，周永康却在当时留下了直接理抹报纸的典型事迹，故事性比较强，值得一书。我指的他关心成都的都市类报纸的故事，而不是党的机关报，机关报那是该他直接领导，没有特殊性，也没有特别的故事流传。
两千年前后，成都的都市类报纸已经相当热火了。新世纪的元旦，成都商报大约在第一版做了一个通栏标题，曰：《省委书记领跑新世纪》。报道的是“五十万人参加”的新春长跑。标题下是一张大照片，画面正中，是跑在第一的周永康，不然怎么叫“领跑”呢。当时周58岁，但年龄不是问题，即便他八十岁，又有谁能比他跑得快呢。他当时的大披头应该青丝更茂密，后来的政法委书记范，也不是一天练成的。
问题是，当天还有一个消息，也上了第一版，标题也不小，放在左下幅，报道的是四川某县委书记或副书记或县长(本文全凭记忆，细节或有出入，如有原则错误，本人概当负责)“驾车肇事逃逸”。形成了“省委书记在上面跑，县委主要领导在下面跑”的对照。“政治家办报”是我国多年来对报纸领导的要求，所以，这样解读报纸当天这个版面负载的隐含信息，虽然明显是莫须有(即便给当天成都商报的值班领导十个胆，他也不敢有)，但还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说，报纸领导也应该有这样的革命觉悟。惜乎那时的市民报还没有形成第一版献给当地主要的明确的惯例和传统，市民生活，娱乐八卦，姑嫂勃溪上头版是正常的事。再则，元旦期间没多少人读报，报纸消息少，版面也少，可能也负面消息挤上头版的原因。
总之，那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相信它对成都所有机关报和都市报，以及电视电台等所有宣传机构的领导都有巨大的震动。而在这次教训以后，成都的都市再也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了。从这个角度，应该说周永康推动和主导了成都都市媒体的转型改观。
周永康是如何收拾这张报纸的?当时的动静之大，超过媒体圈，传到了社会上。传说省委书记周永康勃然大怒。又说，当时的周永康很勤政，每天早晨报纸摆到他的桌上，他是要检视一番的(不过后来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书记自觉的功课)。那么，有可能是他亲自看到，而不是他的班子中的人，揣测上意而想当然地追究成都商报的责任。这个事故给了成都商报一次觉得打击。当时这家报纸还相当稚嫩，还没到后来官方加封的时候。而当时一张以刊登市民消息为主的报纸，很不算个啥，作为省委书记，要灭了它，那不是说来吓人的。事实上，那个时期成都的几张市民报都遭遇过吊销刊号的危险时刻，其中有两家(商务早报，蜀报)真的就消失了。
由此可以理解当时的成都商报被吓成了什么样。十多年过后的某一天，遇到有关的当事人之一，我提起这事，痛说当时检讨写的可艰难了，并不是一次顺利通过的，有人现在保留着原稿以资纪念呢。哦，做媒体的，这个意识应该有。以后，为周永康做传记，这样的材料应该收录。
上面一个故事，有一点狗血的性质，下面一个故事，娱乐性就差一点了。那也是新世纪头几年的事。当时，四川反贪刚抓了前任交通厅长，接任厅长刘中山又被抓了。可是交到法庭上，最大的一笔，说是伙同另俩人，搞了一千万不正当的钱出来炒股，约定了刘中山占四成，股已经炒了一千一百多万，认定刘中山贪污四百万，另外一笔是刘去中央党校深造，有人给了一张五万元的银行卡，被抓时，已经消息三万。刘中山的贪污大概就是四百零三万，判了个无期。当时，中国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了，市民对腐败的“容忍度”已经提高了。何况与刘中山形成对照的前任郑道访厅长贪得无厌，大大小小一笔一笔的累计了两千多万。
看起来，当时在都市报里工作的人们，大约是对刘中山有一些同情。更重要的应该是没有理解到以周永康为书记的省委要办刘中山的原因和决心，或者准确点说，没有想到一个厅长怎么会让周永康那么上心。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当时省市宣传部门对都市报的领导方式还在不太精准的阶段，这样重要的案子，没有给一个通稿，又默许了它们有一些的报道权。就这样，刘中山案开庭的第二天，成都的几家都市报如天府早报，商务早报，成都商报，都引述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其中有两家报纸，把律师的话做上了标题：“律师说，刘中山无罪”云云。几家报纸又一次吓坏了，周书记又是勃然大怒。这一次事故引起有关方面对成都都市报的全面整肃，对成都都市报的“报格”的影响，比“省委书记领跑县级领导”更加全面和巨大。
在当时成都的报纸，这类“事故”层出不穷，广为人知的，并不只这两起。我不算局中人，写检讨这样的光荣职责也没落到我的头上。但比我更知情的朋友，除了酒后茶余聊聊，也不认真讲。本人能做到的是，不通过想像演绎故事，例如，周书记勃然大怒，那是因为有人这样传达，根据处置的“力度”，周书记一定是发怒了，至于他是沉稳的发怒，还是勃然，无关宏旨，所以我就写了。可怜我在新闻行业侧身多年，也只知道这些边角余料，周书记在四川的其它文韬武略，以及一直以来如何“插手四川政治经济”(当前中央巡视组用语)，基本说不上来，即便2014年12月5日午夜零时新华社发布的“与多名女性通奸”的超级八卦，我也不可能知道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考查一个领导干部的行迹时，很难分清哪些是他的直接意志，直接授意，哪些是他的班子里，或者想挤进他的班子里的人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搭载私货，但我们往往都算在领导干部头上。下面一个故事是，成都当时有一个小医院名叫“永康”，周书记已经治蜀来了，它还打“治痔疮，找永康”的广告。据说，这家医院受检查，老板觉得查的太离谱，找都市报的记者去现场，还给了红包，但记者还没回到报社，报社就知道了，结果不仅没有写稿，红包还受到处理。这个故事即便是真的，也可能应该归功周永康的马仔而不是他本人，所以在此仅聊备一案，算是新时期的新世说吧。(何三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