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今年遇到了春旱，县里常乐镇后村的村干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里没有灌溉井。他们为了打井求过令政策——1962年至1971年间，令政策随父亲在后村生活了将近10年，从读小学到读初中，直至离开村子到太原工作，再之后在省城步步高升。
和绝大多数时候一样，令政策没有给后村打井提供任何资金上的帮助，他也没有帮助村里修路、修校舍。他不仅对昔日的乡亲如此，据说即使平陆县或运城市的官员到省城找他办事，也得不到他的帮助。
不过，有村民记得，令政策的父亲令狐野，曾在自家窑洞前打了一口井，供村民们取水。这口井和窑洞一样，早已被填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面对一拨一拨来到村庄的记者，后村的村民还是说：“这家人为人正派，出事了我们都还不敢相信。”
勤俭之家
1962年，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当年的令政策已经十岁。
青年时期的令狐野，懂草药，又学过西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劳作，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梳头。边务农边从医的父亲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据《陕西省志·卫生志》，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医院搬迁，28岁的令狐野被任命为医务科长，此后一直在中共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报纸上选择了五个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为五个儿女取名。网上有说法称建国后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又有说曾任陕西华清干部疗养院院长，但对于令狐野49年后确切的职位变迁，以及他为何于52岁时抛去官位携全家返回乡下，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已经103岁高龄的令狐野还健在，作为离休干部在山西一个干休所颐养天年，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回到后村定居后，令狐野请人修建了一个窑洞。与平陆当地的窑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个典型的延安窑洞，十二个门洞洞洞相通，占地一亩多，花费了一千多元钱，窑洞口挂着很多当地人从没见过的白门帘。村里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纺织的土布，而令狐野的孩子穿着从供销社买的洋布，尽管也缝了补丁。令狐家的孩子用蜂蜜蘸馍，同龄的孩童拿着馍换令狐家孩子的蜂蜜。这些生活细节都表明了令狐野“延安干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乡时，是““新中国””的十三级干部。根据1956年国务院规定的军地级别对应关系，十三级干部即副师级，属于高级干部的基线，每月工资165元。他的妻子原是护士，每月工资也有60元。在常乐，人们稀罕地称返乡的延安干部令狐野“十三级干部”。
返乡之后，令狐野在乡里免费行医，夏天农忙时给生产队送人丹、保喉片，为全县培养了几十个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
令狐野的几个孩子也非常友爱，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时不懂事把玩伴的头打破了以外，其余几个和同龄人从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从不高声说话。
在村里上学的令政策寡言少语，但口才很好，当着班级的宣传委员;挑灯夜读，学习刻苦，但成绩从来不是第一，总在第五、第六。
和令政策同龄的乡亲杨晋(化名)，时隔40多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坡上，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政策和兄妹们站在自家窑洞口，声情并茂地练习演讲，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逐一点评。窑洞顶上，站着好奇的乡邻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窑顶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演讲，满心的羡慕，觉得他们家的孩子很厉害，是有文化的。”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五兄妹长大后，口才颇为出众。
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令政策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年少时拾麦粒，年长时锄土。
村里的老支书还记得一件事。克行艰苦朴素的令狐野为了省几个碗，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和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事实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妇每月的工资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收入。
“红卫兵”
1966年，令政策刚刚读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红二代”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他在后村免费行医，但会先问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洪阳村村民马莹(化名)说，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令狐野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对于来帮忙的乡亲，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别对待。如果是贫农，他就会多给工钱，递烟倒水，如果是富农地主，他就会少给钱，并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有个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较偏执，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马莹说。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钱。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级读报的主要内容。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在同学何贵(化名)眼中，令政策极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门说媒者。在常乐公社医院“拾药”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厂上班的姑娘。何贵说，有一段时间，令政策常常对他倾诉心事，说无法接受姑娘有白头发，可是既不敢违抗父命，也不敢拒绝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几片安眠药，睡了整整一天。
后来，这桩婚事终究没成，令政策和当地邮政局的一个女话务员谈了恋爱。
为官生涯
1971年是令政策的仕途起点。
出身延安干部家庭、政治条件优良的令政策时年19岁，被“组织”选中，从常乐公社医院直接调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开始了43年的为官之路。
2012年，令政策回乡，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同学何贵回忆，那一天，身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也能来，在场的人都很意外。“政策很平等，没官架子”。在喝酒叙旧时，60岁的令政策对着同学们感慨，一直不知道当年究竟是谁看中了他档案，“总要找到那个人，好好感谢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