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玻尔与朗道(右)在莫斯科
接触过一点大学物理的人，大凡都不会对朗道这个名字陌生。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是苏联科学家，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位传奇人物。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堡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九六二年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李夫希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
记得那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不久，笔者所在学校从不知什么地方觅得一位刚刚改正的右派，据说是李政道先生的大学同学，属于当时少数能讲《朗道教程》的导师。他开讲时师生云集，坐不能容的盛况，至今留在我的印象中。到了世纪末的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展望下个世纪，也看不到它会在短期内被取代的迹象。这种经久而不衰，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叹：朗道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是，他要是早生个一、二十年，正赶上本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时期，也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草创阶段，以他的才情学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当可以使他跻身于爱因斯坦、波尔这样的世纪级大师之列。朗道是生得晚了一点，他在1908年出生，进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波尔的原子模型都已经问世。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他不过九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党和政府——联共(布)和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亲是犹太人，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十四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大学。1927年，十九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不久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的一项基金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波尔工作一年，期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自己的同胞——彼得•卡皮查。
1932年，二十四岁的朗道就成为学术带头人，担任了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并且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不过，这样的好景只维持了几年。1935年11月，朗道在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柯立兹被安全部门逮捕。在朗道交涉下，算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被释放出狱。可是到了1937年，朗道自己都感到不安全了。他跑到了莫斯科卡皮查那里。那时斯大林已经乘卡氏回国探亲之机将他留下“为祖国服务”，剑桥的卢瑟福爱徒心切，把整个实验室的设备运送给他，苏联政府专门为他成立了“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朗道。
据笔者向前苏联的友人询问，苏联虽然也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过那主要是在中央决策的一级，到了大学和研究所一级，历来就是专家说了算，党的书记倒真的是由党员民主选举出来的，可能只是个实验员来兼差，没有权力参予招聘、提职、提薪、分房、出国的决定。党的中下层干部的实际利益同维护政权没有挂钩，也许这是导致苏联政权溃于一旦的重要失误。不过，那是政治学者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时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朗道躲到了卡皮查的保护伞底下，好象没有遇到党委的政审以及户口、档案关系方面的麻烦。不仅如此，柯立兹和朗道另一位友人也进了同一研究所。
可惜，保护伞也只保了他一年的安全。1938年4月28日，朗道同追随他的两位友人终于一齐被捕入狱。那一年，他刚好三十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的原因是，KGB和朗道本人对此都保持沉默。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是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把这个告密者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的生前轶事中，学生被他骂得下不了台的小故事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样的解释似乎可信。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听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KGB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KGB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KGB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党中央通报上，这段历史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人们在这些绝密档案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反革命煽动罪。他的被捕，并不象众多斯大林时期的案件那样完全是冤假错案。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背叛……。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上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出于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变成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伙。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的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予定在五一节散发，不过NKVD(KGB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
朗道走上反革命——当时称反苏——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本世纪二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和在那里勤工俭学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看到的，大约差不多，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的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纪录说他入过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他的政治观点却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一次“相变”，背后的原因无从了解。有迹可循的是，他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长。新所长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引导到军事和实用的方向。考虑到当时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日益壮大，政府的这种政策实在也无可厚非。但朗道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物理研究，同新所长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尖锐程度，可以从以下事态看出：朗道私下里打算把自己的理论部分裂出去。他那个傻乎乎的学生向领导交代了朗道的计划——他不懂得在官方眼里，这种行为等于是破坏苏维埃军事工业。他因而被朗道逐出师门。而坚决支持朗道的柯立兹则被抓进监狱。柯立兹不久虽然无罪释放，KGB的档案里却写着这样的评语：“该人是朗道为首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应继续加以监视”。KGB的档案里还记载着，1937年，KGB在哈尔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学家，其中两位在枪毙之前坦白：朗道是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看起来，朗道早已在KGB的监控之中。他也许“凭着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有所警惕，所以决定出走莫斯科。而KGB之释放柯立兹，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他来钓朗道这条大鱼的。而五一节传单事件促使了KGB采取行动。
朗道进了鲁比扬卡监狱，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他的学生和同事以至亲属，大都猜测他是受到了某个私敌的诬告。这也难怪，朗道少年得志，目空一切，不要说对学生，就是对前辈师长，也常出言不逊。比如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得罪一大片的玩笑——在布告栏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的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多半是出于曾受他贬斥的学生之手——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只见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则全被画成一头头昏昏欲睡的蠢驴。上述猜测，也反映在他被捕的当天卡皮查给斯大林的上书中：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他虽然只有29岁，已是全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特殊才能，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另外，也请您注意到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才能，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考虑到当时“大清洗”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比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揭发批判他的反动言论以至生活作风。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语，必定能在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激发出“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正如我们伟大领袖生前批评过的，苏联的专政机关不懂走群众路线。KGB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在最初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狂傲书生，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两个月之后，他终于“竹筒倒豆子”源源本本地交代了自己的反动思想。他档案里一份六页纸的交代可以说是他的反革命的理论纲领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为了这个“公有制+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吃到苦头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KGB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并且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四月，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在重申了朗道的天才和科学贡献之后，他向莫洛托夫提出：如果安全部门不能加快办案，能否象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来从事科学研究?
同时，他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信：“我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可以看出，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卡皮查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朗道在被捕整一年之后终于保释出狱。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
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少先队员讲的故事。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尚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我要向您报告，朗道已有改过自新的表现。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KGB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从此，他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大概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他作的是数值计算。有意思的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在1954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遍一律：“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KGB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KGB从别人的汇报以及运用“特种技术”收集到的。这些记录也保存他的档案里。
这些谈话中，他有时自称“奴隶科学家”，可见虽然斯大林已经对他网开一面，甚至多次表彰他，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他对当年的遭遇仍然耿耿于怀，而且对现状心怀不满。更使党中央不放心批准他出国的是，他们发现朗道虽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思想反而大大发展。有一次，一位朋友说到，要是列宁今天复活，一定会对苏联的现状震惊，朗道的回答却是：“列宁当年镇压的手法还不是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斯大林的憎恨已经发展到了对列宁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另一段谈话看得更清楚：“我们的这个政权，根据我1937年以来的经验，绝对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只要它还存在，指望它会改善简直是开玩笑。让这个政权和平地消失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问题。……没有了法西斯，就不会有战争。”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列宁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不用说，他的出国申请当然是泡汤了。
1962年一月，朗道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这时候的朗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挑刺的后生小辈了，他已经是苏联最大的理论物理学派的掌门人。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动到莫斯科来，使他得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终于转危为安。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24年前提出的理论。由于朗道的健康不允许他远行，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举行，由瑞典驻苏联大使代表国王授奖。
朗道在1968年四月一日辞世，终年六十岁。他在车祸后虽然大难不死，健康和智力却从此一蹶不振，最后六年已不复当年那种天才横溢，指点江山的风采矣。
(1997《华夏文摘》cm9711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