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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匪一窝 山西黑道势力报考警校向政法界渗透

左:“燕子帮”帮主冯晓春;中:后期帮主郝兵锁;右:战斗组长杨光辉。新华社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共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向政法界渗透

进入新千年后,山西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而“领先一步”的大佬则开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渗透,利用官员独有的审批权力寻租获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

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2004年,冯小春、郝兵锁等67名“燕子帮”成员被抓获,缴获各类枪支47支,其中半自动军用步枪1支,子弹1400余发。郝兵锁被判死刑,冯小春被判16年。

为“燕子帮”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纪检书记李保全,亦被移送检察机关。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渗透的另一典型案例,发生在霍州。2006年1月,灵石县市民李建国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厅被殴致死,牵出霍州检察院干警朱耀轩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体调查发现,和朱氏兄弟一起殴打李建国的,有几名通缉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随后,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续和家族黑社会背景被媒体“扒粪”,霍州黑社会性质组织“光头帮”和“小刀队”为此全军覆灭,其保护伞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轰动的“警黑一家亲”案例,当属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当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警察李忠义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

刘立民的“小弟”--当地混混张吉、安胜利等人,在省委大楼对面,用大棒、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该案庭审时,张吉等人当场承认,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法庭一片哗然。

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合流,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被中纪委双规。这位曾在临汾致力于打黑的“全国特级优秀人警察察”,2006年向黑矿主李克伟索要现金2900万元,价值83万元的汽车一辆,此后开始为李的违法犯罪提供保护。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申公元随即落马。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是阳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黑老大”关建军,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

这一涉黑组织,13年来涉及违法犯罪案件46起。专案组冻结该组织资金近2.6亿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拘留收禁车辆30余部。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是垄断了阳泉的“地下赌场”。

从1997年开始,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其规模浩大,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国发起“禁赌风暴”,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赌场。而同一时刻,关氏兄弟大肆扩张,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

如此无畏,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

而在太原,这场“严打”,让张新明的“战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马虎”、“小四毛”时代的老大、马仔们纷纷出狱。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多是奔赴澳门赌场,加入从大陆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洗码仔”队伍。

这种洗码仔,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澳门本土洗码仔,不靠抽取投注额1.2%的码粮生活。他们赚取的是客人去澳门赌博时所带赌资的“提成”,额度可达到赌资的40%。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山西籍洗码仔群体,在澳门势力庞大,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一些洗码仔,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而是开设了大户室,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绰号“兔兔”的刘明礼、绰号“六毛”的刘庆元、原“三马虎”团队成员“臭鸡蛋”、大同谢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连会、晋中赵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

这种洗码仔,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间。在澳门,赌博合法,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额下注不合法;在大陆,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额现金和存款转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钱。而对赖账者暴力拘禁、讨债,更是不被任何一处法律所允许。

2009年,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一举端掉了赵五庆、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诀”。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类似于营销学里的“顾客精准定位”。在山西,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赵五庆的客人中,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甚至国家干部。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从2007年起,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近亿元。“要么跳楼,要么还钱!”在赵五庆威逼下,赵武智煤矿被抢走;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承包煤矿发家,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一夜返贫。

其次是“优质服务”。为了诱惑“财神爷”去澳门,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住店,兑换筹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赌。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流转,通过该公司将赌资“洗白”。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借下高利贷,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打手不断上门讨债,甚至不惜故意伤害。晋城警方称,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获了一群暴力讨债的洗码仔。经查,绰号“胖老三”的史建辉,以太原盛辉贸易公司为掩护,频频组团带领太原、晋中、吕梁和临汾的富商,集体到澳门豪赌。

柳林县老板高继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辉千万元,最后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厦”62个小时。打手们轮番虐待高继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万元的欠条;中阳县煤老板南三平,被史建辉带到澳门赌博,不仅输掉了煤矿,还欠下巨额高利贷,最后被史建辉的打手挑断脚筋。

在山西采访时,所到之处,皆能听到当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门输得倾家荡产的故事。这种大规模跨境赌博洗钱、暴力讨债,没有警方人员的故意放纵甚至暗中保护,绝无可能。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和洗钱,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政经生态,导致资金外流,有的地区经济凋敝。

“张新明案发也与此有关,所以谢江、武全旺也同时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张被带走后两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获,其长期躲在“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里。太原万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绍,位于万柏林区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岭区的东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产业,长期设有“百家乐”,就是公开的赌场。

2008年,苏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就派人端掉了东金大酒店赌场,抓获133人,批捕32人,“拐三”仓皇出门避祸。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摆平了”,“我们的一些干警,平时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业

能源基地独有的产业结构,注定了黑恶势力会染指以煤炭为主的矿业,这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

一位古交矿主提供的收据显示,2003年,其煤矿坑口价为每吨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间,其坑口价分别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

孙中山题字“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阳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平定胡家庄煤矿、平定卓正煤矿、宁艾煤矿、北庄煤矿、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平定、盂县大开“黑口子”,公开盗窃国家资源。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在多次资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关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混混”,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伤,对方只得撤离矿区。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煤矿无法过户,而吴坚决不卖该矿。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将其救出戒毒所。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关进戒毒所,反复数次。最后,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

吴岳林被抓期间,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更名为“安顺北坪”煤业,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

关建军落马后,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去年7月,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有观察者分析,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或涉王国瑞一案。

有当地人称,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而出动“护矿队”站场子,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阳泉人一样,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饭。

2009年10月12日,山西临县白家峁煤矿的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占领煤矿的村民,一番械斗后,4名村民丧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带领200多人,乘坐40多辆轿车、越野车,手持猎枪、大刀、木棍,在晋中市和顺县上元煤矿打砸抢半小时……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亦开始在山西高发。

2008年4月,临汾“混混”师泽峰等四人,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将其捆绑蒙面,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勋夫妻,被三个觊觎其财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抢劫后杀害,媒体称“王为亿万富翁,在洪洞拥有煤矿”。

提及绑架煤老板,不得不说到与张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刘丽军遭到绑架,劫匪开价500万元。刘的父亲,是彼时同煤集团董事长刘随生。时任大同公安局长的苏浩很快侦破了此案,获得一片好评。不料,2011年11月12日,两名男子又结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财物5000余万元。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最后引发山西官场“连环溃败”,至今余音不绝。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柳遂记亦连续倒台。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令人嘘唏。

对张新明而言,自2003年开始,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一直伴其前行,屡屡成为新闻明星。

表面看,张“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夺矿,但据《财经》记者在古交的调查,这一切均是表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趁火打劫”(详见本期“张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风云30年,其做大做强的轨迹,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从单纯的暴力团伙,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北京晨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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