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影，右二为毛泽东
中共“九大”批陈毅的诱因
对“九大”期间，陈毅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诱因，《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毅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泽东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毛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挖苦陈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对陈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的恩怨，毛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有忘的。
“几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么?邱会作所记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老同志、各大组负责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毛说：“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可见，要弄清问题的根源，还得从红四军“七大”说起。
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落选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由两部合编成立的红四军，因各自成分、传统、习惯的不同，难免产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处理上。据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转引自罗平汉《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党与军队的这一关系反映在上层，就是“朱毛之争”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闽西龙岩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讲话。朱德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则强调，现在还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经验，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大会对党内争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分别是：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迎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不动，决定以陈毅为书记;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决议》在对争论的迎因及各方意见作出分析与评价后，分别指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缺点。《决议》认为毛的缺点是：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结语是：“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朱的缺点是：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结语是：“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迎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经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因此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