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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丹:如此“信任度调查”发达国家自然败给中国

—如此“信任度调查”为何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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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民众信任度一度走低应情应景、合乎情理。而调查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一片和谐”,岂止是做作,简直是黑白颠倒。在良心犯、异议人士遭到残酷打压迫害的现实中,在原本以自由为基调的网络平台遭到官方“消除自由”审查之际,在天怒人怨的中国,那个“对政府信任度高达82%”的调查有人相信吗?

近日,号称“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公司所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令无数中国人大跌眼镜。该调查分别对一个国家中的政府、媒体、NGO、公司来展开调查,看他们所获得的民众信任度如何。然而,从网络留言的反馈中发现,该调查最终呈现的结果并不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调查得出的结果有二:其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信任度相对更高”,阿联酋、印度、印尼、中国排名前四;而位于“不信任”区间的三分之二的国家以发达国家居多,尤其是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普遍低于50%。其二、在中国,“无论是NGO、企业、媒体,还是政府收信人的程度相比各国都算得上是最受信任的,都在70%以上,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82%,远超被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

一边是知名企业运用专业手段获取的第一手材料,一边是读完材料后,第一时间便提出质疑、予以反驳的网友评论,面对着如此对比鲜明的民意,人们似乎都会感到困惑难当、无所适从。谁又能分清辨明,到底哪一方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从报告本身所呈现的词句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对于被调查的受访者,媒体文章在对此报告的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受访者是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3.3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这些人被调查机构认定为是各国的“意见领袖”。这里所说的“受过良好教育”以及“意见领袖”,若想在一个国家中找到对应的人群或阶层,则显然可拿以专家、学者、教授为代表的知识份子来进行对号入座。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的普遍认知中,“知识份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这一概念已经在民众中达成了共识,从“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的原始界定中,我们也会发现,西方社会的知识份子是真正能为民众发声的一个独立群体,而对政府提出批评则更是他们所公认的职责所在。

既然真正能代表民众发声的这类受访者,他们的责任在于批评,他们的基点立于质疑,那么,上述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其政府的民众信任度普遍呈现出占比较低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他们来说,批评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信任,而质疑则是建立信任、从而消除疑虑的前提。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媒体、企业亦或NGO更加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度以及合法的独立性。在市场良莠不齐的自然状态中,这些机构要接受民众的监督与审视、饱受外界的批评与质疑,都理应被视为合情合理。

发达国家的民众信任度一度走低应情应景、合乎情理。而调查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一片和谐”,岂止是做作,简直是黑白颠倒。在良心犯、异议人士遭到残酷打压迫害的现实中,在原本以自由为基调的网络平台遭到官方“消除自由”审查之际,在天怒人怨的中国,那个“对政府信任度高达82%”的调查有人相信吗?

既然这样的数据如此惹人非议,那么发布调查结果的那家国际公关公司却又为何执意而为,将自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呢?事实上,只要在网络上略加搜索便可得知,“爱德曼”这个名称舶来中国后,已然打上了“中国”的标签,其背景值得考量。而迄今已拥有“北京总部”、“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分公司”、“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的3家办事处”的架构及阵容,加之“荣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评选出的中国十大国际公关公司排行榜前列”的这一殊荣,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在中国是否能够秉承不受官方左右的独立原则来进行多项调查。

在中共独裁的大环境中,依附政治权势来获得生存、谋求发展,已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媒体、企业,包括那些虽隐姓埋名、却仍不断被取缔的NGO,都被禁锢在极权政治的指掌之下。如今,又冒出这样一个“第一家入主中国的中外合资公关公司”来进行一项有关“政府信任度”的跨国调查,而调查结果与国情民意大相径庭。明显给中共涂脂抹粉的信任度调查,实在有损爱德曼公司的声誉。一个企业失去信誉,意味失去客户市场,失去财源,更何况是一个靠信誉生存立命的公关公司?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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