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白羽中美政治学者
2014年全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960亿美元。
去年8月，当有人提出国际资金可能在下半年开始加速逃离中国这个命题时，商务部有关官员还相当自信的将之称为「无稽之谈」，但是2014年全年外汇数据一出，相信即便是最乐观的政府官员，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本周二公布的数据，2014年四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达912亿美元，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468亿美元，创出了1998年有纪录以来的逆差新高。而2014全年，逆差则达到了创纪录的960亿美元。也就是说，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还只有48亿美元，而在第四季度，账面显示却一下子暴涨飙升了912亿美元。也难怪在8月份的时候，商务部官员还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保证不存在资金外逃问题，而到了2014年全年数据一公布，这样的观点就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在短短一个季度内出现如此高额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官方比较乐于听到的解释是中国正积极加快资本输出和国际产业扩张，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趁国际能源和大宗产品价格较低，及此类相关企业股价也相对较低的时期「走出去」战略提供长期外汇支持，进行了大手笔的收购，或者将外汇储备用于抵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建投资上的资金缺口，为金砖国家银行等注入资金等，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
但是，在相对悲观的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解释却并不具有很充分说服力。因为官方公布的数据初表，仅仅公布了该项下直接投资1,985亿美元，还看不到证券和其它投资相关数据，信息量太少，还难以分析出现这么大逆差的原因，学者们更倾向于将逆差飙升的原因归结到金融危机后国内企业或个人通过虚假贸易或对外负债借入了低息美元流动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下降，以及美元强势相结合导致这部分美元流动性外流上等。此外，学者们广泛认为，人民币在近期突然出现的大幅贬值，也进一步刺激加速了资本外流。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中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还保持着3,262亿美元的巨额顺差，到2014年却突然录得960亿美元的巨额逆差，这就说明导致资金外流的影响力之强大，可能已经超出了外汇管理部门的预计——因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仍然是中国目前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目标之一。如果说出现这种断崖式逆差的原因是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所致，怎么可能所有重大对外投资项目都集中在2014年第四季度发生?毕竟，从去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消息看，似乎都很难有大笔的主动对外投资，能支撑如此庞大的逆差数据。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必须不能只听那些听起来好听的巨额逆差原因，而是要看看到逆差所反映的严峻经济问题。尽管习近平领衔中国执政党早在去年5月份就已经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将长期维持次高速的「新常态」科学判断，作好了经济增速降低的心理准备，对可能出现的内外因素交迭风险等也要有充分估计，但是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还是要更慎重的应对才对。
必须看到，至少在2015年之内，中国经济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收入预期下降，消费拉动乏力会继续显现;在国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对外出口在短期内也难以有大幅提升。在消费和出口双双不振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外来投资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而考虑到私人投资门坎依旧、政府投资又只能落地到一些地铁等大的基建项目，外来投资在拉动与民生相关领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会更甚于以前。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外资来支撑，中国政府也需要在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内，在未来几年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去库存化问题，同时还要消化令人头疼的地方债等问题。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不确定性等，又将极大降低外商投资信心。在对外资需求和外资投资冲动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对突出矛盾。
在国际上，美国经济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阴影，正在持续全面复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经济却不断减速，加之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收益率不断下滑，国际资本向美国本土流回已成趋势，奥巴马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到的超过半数美国制造业巨头打算把投资向美国国内转移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美元随着美国经济恢复不断走强，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出现贬值，也使得国际炒作资金加速流向美国。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再加上欧洲实施量化宽松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持续承压等，外资将会继续大量出逃中国，所以在整个2015年，中国政府在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平衡上都必将面临巨大压力。
当然，就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各方面的优势还相当明显，还仍然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新型经济体。特别是和已经暗无天日的俄罗斯和产业结构具有结构性缺陷的印度等相比，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都令投资者相当有信心。对中国政府来说，只要能够营造平和稳定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政治氛围，在宏观投资环境和审批程序上深入推进全面改革，要迎接这些挑战应该还不成问题。否则的话，恐怕就要先做好最坏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