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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女工12小时望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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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娟18岁,但已经能望见自己单调无聊的一生:找个打工的男人结婚,回家生孩子,生完进个大厂上夜班,年纪大了做清洁工。除此之外,她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高一暑假那年,李巧娟从老家汕头去了父母打工所在地深圳宝安黄田。没几天,父亲跟她说,你也出来打工吧,家里实在没钱了。和大多数打工女孩一样,钱总是最致命的辍学理由,她理解家里的困境,‌‌“爸爸玩六合彩欠了十几万,三个弟妹还要读书‌‌”。她的成绩在班里总能排上前十,但16岁那年,学校生涯结束了,她成了工厂女工。

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

16岁低于许多大厂的最低年龄要求,她只能先去了一个做充电器的小厂,没有五险一金和加班费。工作内容是将两个电容插进固定小孔。流水线上,她不需要动脑子,但得聚精会神,连发呆的时间也没有。为了提神,她会哼几句歌曲。

流水线工作不能离岗,零件一堆积,后面的工人就会骂骂咧咧。她经常‌‌“憋尿憋死了‌‌”,眼睛也酸得睁不开,一天坐十多个小时,屁股僵硬,肩胛骨酸得发麻。她痛经也变得厉害。

过了半年,她跳到一家做手机屏幕的小厂。工作同样简单,就是重复地在一个胶框上贴反射膜,贴一个1分钱,一小时贴600个,一个月贴20万个,工资为2000多元。她晚上加班到一两点,一直做到手腕发疼。

计件工作容易引发幻觉——越是干得拼命越有钱。她和同事们会主动将休息时间压缩到二十分钟,上了发条一样机械苦干。但结局并不尽如人意,身体过于疲乏,效率反而下降,还是无法达成总量。

‌‌“对年轻人来说,加夜班是最痛苦的。‌‌”眼前的流水线不断地流动,每次看手表都才过了几分钟,下班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来临。她做了一年,终于熬不住,又跳到深圳关外一家做口罩的大厂。

这里不是流水线作业,她偶尔可以找搭档替岗。封闭的无尘车间看不到外面的天空。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偶尔还有风吹过。‌‌“感到自己又活了。‌‌”但每个车间都有电子监控器,上厕所必须跟拉长申请离岗证。像隐私曝露在阳光下,这让巧娟尴尬不安。她每天上午只喝一杯水,上一次厕所。

但她的眼睛更酸了,白炽灯、白口罩,整个车间是刺眼的白亮,加上强烈的反光效果,她的近视眼已达300多度。

速度永远是第一标准,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刷卡时刻。第一次,巧娟不懂规矩,排队轮到她时,刚刷卡,机器还没反应,四五个人涌上来,啪啪往上刷,谁也没成功。一些同事想了个办法,搭档在后面用手臂挡着人群,前面的人负责刷卡。‌‌“像螳螂打功夫似的,‌‌”巧娟觉得好笑,‌‌“大家都想快,其实是最慢的。‌‌”

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招工年龄限制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工厂会以实习名义招收女学生。

在沿海地区,在大小工厂聚集的城镇,总能找到像巧娟这样的女孩。她们涉世未深,却已经在为城市人制造生活用品,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却看不到生活的全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潘毅就开始研究大陆打工女孩现象,她注意到,女性劳动力有年轻化的趋势。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在劳动力剩余状态,很多女工要进工厂都有困难。但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放宽女工年龄限制。拿富士康来说,招工标准已经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工厂会以实习的名义招收女学生。

巧娟身边的女孩出来打工的原因参差百态:有些是成绩不好,有些是向往外面花花世界,有些是家境实在困难,有的只是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大部分女工都更愿意跑到小厂。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小厂无需两班倒。‌‌“通宵在流水线上,对年轻人来说实在太难熬。‌‌”潘毅的研究团队在富士康调研发现,十五六岁是女生关键的生理成长期,很多人刚来月经,两班倒的工作会造成生理周期的严重紊乱。一些生产线要求站着,女孩们更易发生痛经,有不少女孩晕厥。在潘毅的调研中,遇到过一名叫姚泽兵的女工,她17岁时曾经在富士康上夜班,由于内分泌严重失调,长了一脸痘痘,跟家里人借钱看病,却被父亲骂。

对于巧娟来说,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学者调研的,只要随意瞥一眼街上女孩的脸色,她便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上夜班,‌‌“几乎是苍白的‌‌”。

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和打工的父母在同一个城市。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

2010年,还在老家念书的巧娟,看到富士康发生十连跳的新闻,‌‌“实在不能相信‌‌”。但现在的她很能理解那份绝望。对她来说,最艰难的不是累,而是空洞与无聊。大部分岗位不需要任何培训,工人们随时可以被人替代,她觉得自己像不会思想的机器人,‌‌“知识永远停留在高一物理课本上对电容的定义‌‌”。

工资也无法带来兴奋感。因为‌‌“里面只有汗水,没有心血‌‌”。

从流水线上下来,她会觉得传统手工很神奇,她蹲在街上,痴痴地望着一个中年男子将鲜嫩青草折成活‌‌“蚱蜢‌‌”。‌‌“太神奇,太有成就感!‌‌”她将那只‌‌“蚱蜢‌‌”买回家,直到它干枯变形才舍得扔。

在工厂里,没人会开心,无论男女,人人都脾气暴躁,嘴巴里都不停骂骂咧咧。巧娟也跟人聊天,但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实在找不出话可以聊‌‌”。

另一方面,难熬的孤独,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很少工友会问对方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匿名的。他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普工、质管、拉长三种级别——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这几年,巧娟换了三份工,只记住十来个工友的名字。

她曾住过一个月的宿舍,下班以后,到处都要排队,连洗碗也要排队半小时。宿舍里没有人有力气聊天,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刷着QQ空间,‌‌“脑子空白‌‌”。

潘毅的研究团队曾遇到过一失语女工,其声带无任何病变,但她曾有一整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2010年,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自杀未遂,在她的记忆力,那时没有手机,没有钱,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气糊涂了才跳楼。

在潘毅看来,不停地跳槽,也会导致女工无法形成固定朋友圈。姚泽兵在三年内换了10份工作。‌‌“哪里都是一样辛苦,跑不动了。‌‌”

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父母。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母亲在工厂上夜班,她只有周日能见到。就算见到,也是一张暴躁不快乐的脸,母女俩无话可说,从不坐在一起看电视。父亲从早上6点到12点在外面开摩的,家里从来没有客人。她想起和爷爷奶奶在家乡的大客厅里看电视的场景,泪水开始打转,‌‌“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其实留守还更开心‌‌”。

这个城市似乎被压缩成从家里到工厂的小路,日复一日地走,但毫无记忆点。去过一次深圳市区:‌‌“没啥感觉,那些繁华与我无关。‌‌”

巧娟当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她曾被一张传单上‌‌“图书馆‌‌”三个字所吸引,加入了手牵手工作室。除了参加工作室组织的讲座,她阅读NGO成员送给她的书籍,她房间的桌上垒着几本书,《女性主义浪潮》、《女工手册》……这也许是她房间唯一有生气的物件。她想有个智能手机,吸收点知识,‌‌“比如科学松鼠会,很好玩呢‌‌”。

聊起开心事,巧娟咯咯地笑,两只手比比划划。这个时候,她仿佛恢复为一个少女。

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屡见不鲜,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女工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比起工业园许多被迫堕胎的少女,感情生活空白的巧娟还算幸运。

工业园的少女们会被派送一些免费‌‌“杂志‌‌”,里面充斥着‌‌“三分钟解决烦恼‌‌”、‌‌“快速安全,第二天即可上班‌‌”等无痛人流广告语……路边的墙上满目皆是招公关小姐、二奶情人的广告。宾馆遍地开花,从24元到150元的价格不等。

‌‌“都是黄色笑话、色情故事,‌‌”巧娟从来不看这些‌‌“杂志‌‌”,她只读一读前言,‌‌“比较有思想,会讲讲梦想。‌‌”她同情堕胎的女生:‌‌“一个朋友,男孩并不喜欢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真可怜。‌‌”

‌‌“这里的性自由是被利用的,是虚假的解放。‌‌”在潘毅看来,成排的堕胎诊所、宾馆、KTV以及网络上的色情广告,无疑是在刺激少男少女们尽情地释放性欲。但问题在于,‌‌“性行为比例上升的同时,避孕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却没有跟上。主流的话语不会提供应有的知识,相反,希望你跟不上,(他们)才能赚钱‌‌”。

2012年,一份在东莞工厂做的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外来女性曾有过非意愿怀孕人流,当中超过三成有过两次或以上经验。潘毅有类似结论:‌‌“堕胎率越来越严重,其中许多是未成年少女,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17岁的广西女孩吴契珍在深圳打工时堕胎,‌‌“刚从农村出来,根本不知道有避孕套‌‌”。

潘毅了解到,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也屡见不鲜,刚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只能忍气吞声,个别胆子大的会骂回去。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大部分只是玩玩而已,女工们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让潘毅更为不安的是,以前的女性遇到堕胎问题,会因为没面子去跳楼。但她刚接触到一个案例,女孩直接把婴儿遗弃在垃圾桶。‌‌“这一代年轻女性的价值观紊乱,很容易成为交易场和权力场的消费对象。‌‌”

巧娟从没想过结婚的事,她不想一辈子做单调无聊的工作。但年轻女工的选择很有限,当她发现报考大专院校要求高中文凭时,尤其沮丧。等到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她决心去报个电脑培训班。这是她能想到的,为未来做的唯一尝试。

责任编辑: 赵丽  来源:新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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