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外传了执政党保密文件，高瑜被北京市地方法院顶格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相关内部高层评论却认为，对于上周五宣判的高瑜案，原本可以处理的更有智慧。
评论认为，对类似于高瑜等所谓体制外批评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处理“软硬失当”一直是高层非常头疼的问题。“软的时候，没有底线，硬的时候，又上纲上线。结果即造成平常失之于软，使得一些人缺乏底线思维和敬畏意识，在具体处理中又往往失之于硬，好像除了用专政手段之外，就没有其它处理方法了。孰不知这样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一些本来有理的事情，最后反而经常因为处理手段僵化被搞的非常被动。”“社会治理手段的多样化挑战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了大家面前，工具箱里有没有备齐多种工具，根据不同情况，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因地、因事、因人而异的进行灵活处理，对有关部门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事实上，包括高瑜案在内，以往类似敏感事件的处理，有很多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有不少原本可以更灵活处理的问题，经常会因为处理手段僵化失当而造成窘境。针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认识不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变迁，被过时的思维方式控制束缚，习惯于在非敌即我的二元视野里审视社会;还有一些部门和官员，则为了政治投机，宁左勿右，有时候甚至故意把一些事情推向极致，以此作为宣示效忠的方式;还有些官员则带着偏见和情绪，把公权力异化为满足自身价值观偏好或私人利益的工具。这些根深蒂固的毛病，都是执政党吏治中需要发力解决的问题。
必须认识到，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一些部门或官僚慑于习近平权威而衍生的过火政治投机行为，已经影响到习近平的执政形象，也扭曲了执政党的施政思路。比如，因为习近平强调重视传统文化并向中共传统价值观回归，一些部门官员就借机把意识形态等推向左的极致;因为习近平喜欢足球并提出了足球改革的方案，一些部门官员就把足球搞成了全国性的“足球大跃进”;因为习近平提出要重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有些官员就不再把发展经济当成回事。而实际上，这些具有投机性的行为模式，都偏离了习近平得要求，是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扭曲。这样的情况，在毛、邓主政时期也多有发生，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和舆论环境中，其负面效应会更为突出，相信习近平自己有时也会很不满意，对中共而言，必须要深刻认识到这种不良现象产生的体制原因。
分析认为，重判高瑜可能还会引发一些节外生枝的问题，会冲击到今年9月份的中美首脑会谈氛围。倒不是说习近平怕重判高瑜而得罪美国，而是“在这个时候这样做很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上任两年多来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对此高度重视。为这次访问，中美双方一直在进行细致沟通和安排，王岐山访美就是为习近平铺路准备，这些都体现了中方对此次国事访问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中美应该排除一切不利于会面的消极因素，共同营造有利于访问的积极氛围。不久前，中方因应美方要求和舆论关切，暂停出台银行IT等领域的相关规定以及放弃对五位女权人士的起诉，就体现了这样的合作思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重判高瑜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实在是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