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在《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披露，赵紫阳认为：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是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至于处境如此悲惨。书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六四事件期间，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杨还是军委副主席，手中握有枪杆子。图为1988年3月28日，赵紫阳、邓小平和杨尚昆出席七届人大代表会议
中午赵的秘书来电话，问下午我能否去赵处谈谈，我答应了。
下午3时20分抵赵处，在他的书房谈。他开宗明义，说，上两次你来言犹未了。你是记者，接触各方人物，了解情况多些，给我敞开说说。我说了一小时许，说了我党腐败问题，说了地方工业(国营部份)凋敝、地方财政枯竭，说了“六四”问题会在邓去世后提出，顺便说了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二杨”事件在地、军干部中的议论。
赵几次插话，后有大段谈话。要点如下：
一、“二杨”
邓南巡讲话及6月两次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讲话，都说明邓对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体制很为不满。给人印象：要解决江、李体制。江、李那个时期，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时，杨尚昆、万里[1]误以为邓(小平)换江(泽民)、李(鹏)的决心下了，便做出以杨(尚昆)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以代替邓过世后做“最高权威”。万里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便是说有人要变!”
“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二、腐败
我上次说过，最可怕的是我官员利用手中政权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会出现(“超额”、“超级”)的盘剥、敲诈等恶劣行为，引起人民极大反感。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干部腐败问题没大陆尖锐，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这个问题也会尖锐起来。这个问题怎么办?看来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动手治疗有困难。我党党内腐败到如此程度，靠我党目前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去整治，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以为，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蒋经国这个人物也了不起，临终前嘱办三条：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这也是蒋经国高明之处。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不许动、不能动，但个别人员可以撤换，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这种思路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不允许挑战，但执政党的官员可以变换，可以监督。这个办法看来是聪明的。
三、邓小平十几年改革开放，有大功
“六四”后，这条路线邓小平没有动摇，坚持下来了。1992年南巡讲话，都是过去他讲过的话，无什么新鲜语言、新鲜思想，但在当时那种国内时代背景下说这些话，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邓一直坚持中共集权。党内他一贯不主张，也不赞成民主。他不喜欢别人提出意见，不喜欢民主协商。他说，美国那种民主，程序繁琐，效率很低。中共呢，一个政治局会议，将大问题拍板了，解决了，我们效率很高。邓常说，党内办事，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一套，大的思路仍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源于革命战争中培养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前些年这个问题上，邓还开通些，现在年龄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经不可能改变，不会改变。这样，便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议论、都在预测、都好象没办法的大问题。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我插话说，新加坡李光耀，台湾蒋家父子，南朝鲜李承晚，都是政治独裁下维持国内安定的良好秩序，放开经济;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这时人民与执政党关系缓和了，这时再搞政治改革，开放民主与自由，执政党与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承受能力都强些，好似效果不错。赵说，人民生活富裕了，照样闹事，这样例子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南朝鲜金泳三上台，泰国军人垮台，连缅甸都在变革。
四、预测
他说，江、李政体，是完全在一种突然的状况下产生的，这么多的问题，很难说他们能处理得了。我插话说，党内外高中级干部与知识分子多数，主观上还是寄希望于我党执政，希望我党能找到一条躲过可能危机的道路。即我们经济上去，政治改革也稳步进行，取得人民内心的支持、拥护。希望我党不要垮台。赵接着说，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问题，什么形式能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协调。他说，人民会去创造，我们多听听人民的意见，便会找到一个办法，当然这中间蕴藏着危险。
五、其它
“六四”后，邓有一次说到中国农村还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这段话未向下传达。如传达，不得了。但这段话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时机抛出来。邓也有政敌。
从下午3时20分谈到5时30分时，他看了看表说，在我这儿吃饭罢，边吃可以边谈。我说司机在门口，他说，也好，再谈一会儿。他又说下去，说到晚6时了，他说，你告诉司机回去，我们边吃边聊，我派车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来，让梁要车。一会儿，梁进来说，司机感冒，不能出车，我叫车队(指中南海中央车队)派车罢。赵接着谈写回忆录事。我说分两部份写，一部份是存档案的不能公开的数据，一部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东西。他说不好那样分开。他说，你上次提出写回忆录的意见后，我考虑过，觉得也可以，但数据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费力。我说，记录下这些数据，可供今人或后人研究，这是你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当场我俩商定：搞一份“内部情况”，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报数据;待他从广西回家，他、我、锡华商量一下，定个计划;先搜集资料，再初整理，再细整理，两三年内完成。晚饭，他要上茅台酒，我说汾酒，他斟酒给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烩饼，副食是青菜、腌黄瓜、牛肉土豆。清淡但营养不足，亦不精致。厨房、饭厅也不够整洁。不如萧洪达家，也不如我家。中共总书记啊!今天怎么活成这模样儿?我喝一杯酒，吃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半碗烩饼;他呢，喝酒两杯，吃几口菜，好似未吃饭。
饭后，来人说中南海车队派不出车来，因天晚了。
这有一种可能，天晚怕赵出事，故意推脱不派车。如若当年，不说梁伯琪夫人要车，就是赵亲戚用车，一句话，车队也屁滚尿流派车来了。对这些事，赵镇静自若，但绝顶聪明的他，不会没有感慨!他说了“我饭后派车送你!”竟然因专车司机病了便要不到车，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来出租车将我送回万寿路!中国政治，可悲!
赵，一位当代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被整得失去光彩，送朋友连一辆车也要不到，真使人哭笑不得。
赵，内心会何等悲伤啊!
1993年1月6日(星期三)
注释：
[1]万里(1916-)，1936年加入中共。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