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22日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之弟、原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在北京一商场停车场被3名男子连刺7刀杀死，案发后各种传闻不胫而走。特别是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政治背景下，海外媒体纷纷揣测，有家海外报纸还断言这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的信号。由于此案性质十分严重，中共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极为关注。力求迅速破案。本文综合自《一生守候：京城神探刑侦档案》、《生活时报》等。
邹竞蒙遗像
商城门前的血案
1999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七中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无业人员马可从齐齐哈尔市乘坐火车到达唐山，找到同乡韩树龙，两人又一起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与等候在此的江涛会合。三人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商量着该“出去转转”了，意思是去偷、去抢。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朝海淀区方向开去，开始实施他们的犯罪计划。这时大约是下午5点钟。
当晚6时许，邹韬奋之子，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之弟邹竞蒙来到当代商城购物。他把汽车停在了与商城相邻的燕山酒店门前。购物后走出商城时，已将近晚上7点钟。这时候天色已完全黑了。
燕山酒店停车场的灯光昏暗，黑暗中马可、江涛、韩树龙正在寻找目标，随时准备下手。他们发现邹竞蒙朝汽车走来，就彼此之间互相递了一个眼色，确定了抢劫目标。邹坐进车里，车钥匙刚插进锁芯，准备发动汽车。突然，车门被打开，马可手持大号折叠卡簧刀，从驾驶门挤进车内，用刀抵住了邹的胸部;江涛从右前门进入轿车坐到副驾驶座位上，两人将邹竞蒙夹在了中间;韩树龙持刀也从右后门进入车内。歹徒抢夺了邹老的手包并索要钱财。面对歹徒的抢劫行为邹奋力反抗，他用双手抓住了马可的毛衣，将马可的头按住，同时用胳膊按响了汽车喇叭。刺耳的喇叭声响引起了过往群众及燕山酒店保安人员的注意，保安人员朝停车处走来，江涛见状喊了声：“有人来了，快跑!”穷凶极恶的马可持刀极端残忍地向邹老的胸部、腿部连刺7刀，挣脱后与同伙仓皇逃窜。
面对追赶的人们，跑在最前面的马可挥舞着手中带血的刀，趁他人躲闪之机逃遁。
马可等三人逃跑后，身中数刀的邹竞蒙从车上踉跄下来，鲜血已浸透了他的裤腿和上衣，过路群众见状，纷纷上前救助，并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他去医院抢救，但终因急性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死亡。
案发后各种传闻不胫而走。特别是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政治背景下，海外媒体纷纷揣测，有家海外报纸还断言这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的信号。
案子的性质十分严重，中共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极为关注。破获这个重大案件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王军肩上。当晚，刑侦处与海淀分局组成专案组。
王军早已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得知作案的共有三名歹徒，并初步掌握了案情。
在专案组的碰头会上，王军面色铁青，神情严峻地下令：“从现在起，专案组就是家。不破案不许回家!”
经过现场勘察、访问，再结合北京市街头犯罪的活动特点，王军很快从茫无头绪中清理出思路，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抢劫伤人致死的刑事案件，没有其他背景。
追捕“东北虎”
凭着多年的经验，王军对北京街头作案的手段，不但掌握而且区分明确。就像大收藏家鉴赏古玩一样，不用上手，八丈远拿眼一瞄就能断出年代、产地、价位。一看那几个歹徒抢包动刀子，手段凶残，以“东北虎”作案的可能性为大。这一判断在保安人员中即得到了证实。保安人员说，听他们喊话，都是东北口音。
王军下令：全北京市集中警力，在3天时间内，全面清理流入本市的东北人，以东北的流窜犯，特别是乘车作案的嫌疑人为重点，组织专人审查。没专案组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放!
3人行凶后乘出租车逃逸，这是条线索。因为天黑灯光暗，燕山酒店保安人员称没能看清车的牌照号码。专案组特派专人多次到各个出租车公司动员协查此车，却无人提供情况。
王军抓得很紧。他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稍有不慎，流窜犯就会从刑侦视野里消失，那将会给破案带来巨大的困难。为了既拓宽线索渠道，又保证重点线索的查证，防止犯罪嫌疑人从网中漏掉，王军决定狠抓“责任制”的落实。局党委三次召开党委会，明确分工、强调实施破案责任制，并要求各级领导都到主管业务单位去督战。3月2日，王军郑重地做出了破案后“倒查”的决定，即案后梳理，对侦查工作中有明显失误者，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他还决定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报道案情，请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线索———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大刑侦”的思维模式果然很快有了收效。
这样的布置刚过3天，也就是3月5日，海淀区中关村蓝旗营双王美食城餐厅服务员便拨通了110报警，说有4名操东北口音的男青年在他们餐厅拎包未遂，乘车而去。服务员记下了这辆车的车号。
事不宜迟。王军立即派人根据车号查找，找到了车主余彬。
余彬提供了包乘他的车作案的齐齐哈尔人的落脚点。
当晚，便将马可、韩树龙等8人抓获。对马可等8名犯罪嫌疑人的突审当夜就取得了重大突破。
马可是携带凶器、结伙雇佣汽车拎包盗窃的惯犯，他还是在网上抓逃通缉中的案犯。韩树龙、吴世和两人，也正是齐齐哈尔警方通缉的案犯。
于是预审员再接再厉，声东击西，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马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供述了2月22日下午到京后，伙同韩树龙、江涛在当代商城附近持刀抢劫了一辆黑色奥迪车上的老人，并行凶扎伤了车主。
韩树龙也供认了此案，并交待了另一名同伙———名叫江涛的齐齐哈尔人，另有他的两部手机号码。
专案组立即对江涛的两部手机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很快发现其中一部与其他多部BP机联系过，又经过对BP机的追查，发现其中有一姓周的曾和江涛的另一部手机联络过。而姓周的留下的电话号码，是文化部第二招待所的总机。依据这些线索，最终3月11日在文化部二招将江涛擒获，又将买赃的刘某抓获。这样，受害人被抢的爱立信手机及身份证、政协常委证书等，都一并起获归案。
最后，根据刑事技术部门现场获取的罪犯指纹，与犯罪嫌疑人江涛右手指纹对比同一;通过DNA检验，马可作案时所穿西服左袖口上的血迹与受害人血型相同。这为犯罪嫌疑人的再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案子十分漂亮地告破了。
“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王军在破案之初就强调的：破案后要进行“倒查”!
如今，“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
外来人口的管理上就表现出很多漏洞。特别是私人房屋出租方面，有些地方是死角。马可等三名案犯作案后，乘出租车到老乡冯云家，后来三人又乘出租车到文化部二招江涛的住处，马可更换了血衣。之后又到石景山老乡租的房屋内住了一夜。在清查外来人口租房时，房主没有向清查人员提供这一情况。
再如别的失控之处：江涛抢劫了手机后，将入网卡扔掉，第二天便将爱立信手机以1,000元出售给手机贩子刘某。出租车行业，一般司机对乘客是否是作案逃窜不闻不问，既难免帮凶之嫌，也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
这些都是其他行业的问题，如要“综合治理”，还得召开联席会议。
“倒查”的重点是本系统出现的问题。王军对指纹工作上的明显疏漏展开了调研。3月11日，江涛被抓获后，供认他于2月6日至15日曾因携带刀具被海淀分局拘留10天，海淀分局已于3月5日将羁押人员的指纹送到刑技处。刑技处因没有及时与现场指纹比对，致使破案延迟了五天。通过检查发现，指纹室因无经费购买专用盘，致使18万枚指纹尚未输机，于是没能及时对新送的指纹进行比对。
要科技强警，就需要尽快解决经费问题。在总结报告中，王军将这一问题郑重提出。
1999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当庭判决：以抢劫罪判处马可、江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抢劫罪判处韩树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