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届科举。各省分拟各题，侧重各不相同。最切合朝廷风向的自然是顺天乡试了。拟题如下：(以策论为例)
题1、汉初驰商贾之律论
题2、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
题3、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
题4、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
题5、吴兢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监》司马光上《资治通监》真德秀上《大学衍义》论
这种题目与当时清廷新政可谓是相呼应了。此外，江南，浙江，江西，福建云贵各省，出题思路大体同上，甚或有一二重复，勿需赘言。以下再列几省相对有特色的试题：
河南：中州形势论
陜西：王猛治秦论
山西：韩信引兵下井陉如陈余用李左车策信将何以待之论
这类题型属于地域色彩相对较浓的一型
最嚣张的是湖南，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明摆着是亲光绪么)
最有趣的是广东，武以侠犯禁论(估计是当时广东革命党暗杀之风太烈了)
最费解的是山东，辽金元开国兵力论(也没人举报它，这种题目足够兴一场文字狱了)
会试。
光绪三十年正逢西太后七旬万寿，为庆贺太后寿诞，故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称为甲辰恩科。
考时：四月初十日
考点：由于京师贡院毁于庚子拳乱之时，故时会试改在开封举行。
考官：裕德(协办大学士)，张百熙(吏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庠)，戴鸿慈(户部右侍郎)。
考题：第一场，史论5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变法，第4题举贤，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1、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状元殿试卷
我国自隋开始有科考，但是隋朝没有留下一个状元的名字。自唐武德五年(六六二年)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的刘春霖止，在漫长的一千三百年间的科考中，所取状元有姓名可考者，据一九九五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国历代状元录》载共六百零二人。众多状元中，留下诗歌、词赋、对联、文章、书画不少，但殿试状元卷却是凤毛麟角。刘春霖状元卷，共有两千零五十九字。如扣除答卷所列三代及履历八十四字，只有一千九百七十五字，足见炉火纯青，字字珠玑。
此件殿试卷，为馆阁体奏摺式刻印件。封面为黄色，内页为白宣纸刊印，版框与格均浅红色。内容是根据“皇帝策问”而答，答卷每行二十二字，应抬头到顶写则二十四聿，其格式之严谨，文章之缜密，书写之工整，均无可挑剔。此件可能仿其原大而刻印。殿试卷照录并经整理、断句及标点，现附文如下：
应殿试举人，臣刘春霖，年三十岁，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由拔贡生应光绪二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光绪三十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永生，未仕，故;祖昆仪，未仕，故;父魁书，未仕，故。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着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这次殿试是在科考变革后进行的，殿试策问并非八股文章。八股文题目一般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解释须以朱熹《四书集注》等规定书目。这种死板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导致应试者酸腐迁拙，只知死抠章句。光绪二十四年秋，下诏实行新政，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增设了《皇帝策问》等新的科目。策问则按问对答，所问范围主要是抓纲治国之策，有弊端之处，当问其利弊及解救之法。如《皇帝策问》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刘春霖答曰：“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准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刘春霖对答切中要害，举例得当，时至今日仍有实际意义。上述见解如能逐一实施，为当富国强民之上策。但权柄操于慈禧之手，光绪二十七年(一九0一年)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列强入侵，清廷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帝欲振兴国家，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