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权力，获取利益，穷二代要达到这些目的，一定会比红二代官二代人性更扭曲，贪腐更严重?这是前不久中国媒体“南风窗”最近一篇题为“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心路历程”的评论所得出的结论。此文偏激大胆，出台后很快被删除，但引起的舆论反弹却持续不断。“红二代”一定会比“穷二代”高尚，更具道德免疫力吗?这种“穷二代卑劣论”是否在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背书?
习近平在选择性反腐？（网络图片）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
程晓农认为，红二代、官二代可以获得父辈特权带来的机会，或者容易升官，或者容易发财，这属于特权传承。虽然红二代、官二代当中也有不少人没能利用或不愿利用父辈的特权，但通过特权传承而得意的红二代、官二代比比皆是。特权传承是特权腐败的一种。共产党高级官员享有特权，从建立政权起就制度化了，苏联中国都是如此，包括公车、住房、家庭服务、消费品供应、医疗等特权。特权就是腐败的根源，但中国反腐败，只反受贿，从来不反特权。赫鲁晓夫曾经取消部分干部特权，又通过干部任期轮换制来阻止腐败，结果是他被赶下了台。胡耀邦在位时通过了一个关于干部亲属不得经商的规定，结果是胡耀邦下台，这个规定成了废纸。
程晓农说，共产党的制度不但是腐败的温床，也是腐败的保护伞，有些领导人能一段时间里反腐败，但不能根除腐败的制度土壤。在共产党国家，腐败不是少数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但是，共产党的特权腐败和特权传承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党章完全背道而驰，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并没有正当性。所以，维护特权的红二代只能用山大王的山寨文化来辩解，强调山寨是父辈当年建起来的，却从来无法堂堂皇皇地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章来为特权传承辩护，这种辩解完全没有道德正当性。
陈破空认为，“穷二代”与“红二代”出身的官员，在腐败方面，并无差别，尽都腐败，并非源于出身，而是源于不受监督的制度。区别只是，他们腐败的路经和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古人早有总结：“富贵纵淫欲，饥寒起盗心。”目前表面的差别在于，“穷二代”官员，根基浅，关系网不足，容易受到查处;“红二代”官员，根基深，关系网广大，很少受到查处。因而给外界一种错觉：“穷二代”官员更容易腐败。
陈破空说，《南风窗》的文章，表面上在谈论“穷二代”官员心理更扭曲、不惜自我出卖、自我作践，实际上是拐着弯为“穷二代”官员鸣不平，暗讽“红二代”享有特权。对当下的选择性反腐表达不满。该文批评中国权力场是一个黑箱，一个人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实际上就是对现行制度的含蓄批判。
杨建利表示，腐败的原因不是“穷”、不是“富”、不是“地位高”也不是“地位低”，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限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与金钱的联姻。权力腐败场的“官二代”和“穷二代”可能由于出身的不同、“地位成本”不一样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某些差异，我把可能的差异勉强地描述为“抢”的心理和“偷”的心理，但是，试想，在等级森严的专制官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某人的下级，一品大员也要跪皇上，因此，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双面的。所有贪官，无论出身，都有“偷”和“抢”的双重性格。我觉得比较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共产党坐江山都好几代了，为什么产生不了“贵族”，放眼看去尽是流氓强盗。
臧国华认为，“南风窗”的文章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情绪化的发泄。文章中描述的事实也许存在，但是不能代表全部，更不能由此作出有关穷二代、官二代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为习近平等红二代掌权寻找理由，而是对某些高官出身寒门，却又贪腐无度的一种愤怒。台湾陈水扁当年就被人这样骂过，三级贫户出身，所以夺得大位后贪腐无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