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结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六四期间，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六年处分。胡绩伟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以其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本文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根据胡绩伟多次谈话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
胡绩伟遗像
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十二年新政，我已经写了多篇文章回忆与论述。被誉为中共社会的黄金时代的“胡赵新政”，为什么会失败?被邓小平扼杀而夭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
我考虑，主要是邓小平仍然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坚持“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实际上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与路线，产生了邓小平与胡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最后邓小平以党内太上皇的地位，以军力为后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团将不盲从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赶下台。胡赵新政不幸夭折。
一、胡赵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掌握权力的关键：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一定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可以放弃国家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当。但是至死仍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权绝不撒手，调动任何一支小部队都要经过军委主席批准。邓小平可以让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把名义上的党内最高职务放弃，但是，邓小平紧紧抓住军委主席职务不撒手，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只是“大秘书长”，调动不了任何一支部队。这样，以军力为后盾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可以利用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批顽固的元老集团，几个老人一开会，就把胡耀邦、赵紫阳罢黜了。邓小平用军力实力为后盾的强大政治压力，使胡赵十年新政过早地结束了。
毛泽东夺得党权、军权以后，还掌握了“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俨然拥有垄断一切、判断是非、敌我的最高决定权。特别是确定和否定接班人的大权，从高岗、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周恩来、邓小平的上上下下，直到最后选出华国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套传家法宝──以军权为后盾垄断所有大权，因此，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在接班人位置的上上下下，都凭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毛邓的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的军事独裁、政治垄断的专制统治的中共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赵十年新政失败的客观、直接原因。
二、胡赵坚持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胡赵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方针路线、政策、措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上继承、发展和新的创造。突出的表现在胡耀邦坚决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平反，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平反。因为一九五七年当时定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胡耀邦等为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平反，等于承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无罪，因为《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也是各民主党派之一，与其他党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监督，相互批评的。胡耀邦说：“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么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份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94页)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就认为：“毛主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没有超过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当时只能分两步。两步并一步走，就是王明路线。不是那些人不愿意，而是历史的进程不允许.主席要我们分两步走，但落得过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胡说八道，混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性的特殊的新式革命。有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席是讲过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页)
而邓小平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坚持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和他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发言稿第一稿，还坚持毛泽东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四人帮”是走资派。这种从政治路线上一贯反右派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会继续反右派，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从批判《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直至悍然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
胡耀邦“从来就反对在学生中打右派”，要为全部右派分子、为反右派运动平反。而邓小平认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顽固坚持他为副帅(毛泽东自封为主帅)和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错误，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
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又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份子，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收场了。
邓胡之间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原则分歧不仅突出反映在反右派斗争的平反之争，也贯穿在整个胡赵新政期间的政治生活之中。
当邓小平认为胡耀邦“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时，意味着军委主席决心罢总书记的官了。邓小平与胡赵政治路线的斗争，只能以胡赵新政的失败告终，因为中国是“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三、胡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唯心主义
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亲自发动、具体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才能大规模地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思想和人──最重要的生产力。
相反地，邓小平同华国锋一样也是“凡是派”，不过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凡是”论点，比华国锋早三十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他就曾经说过：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
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何方自述》，第178─179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表面上支持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因为这个批判有利于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纳吉是后台”的错案平反，也有利于他把华国锋打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要职，成为精神领袖，揽大权于一身。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取代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发动清查、整党、反自由化等运动，把胡赵贯彻执行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又回到毛泽东的一言堂，他公然讲：“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样，邓小平暴露了他的封建专制帝王思想，同胡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不同，这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决定了必然出现分歧，胡赵新政也不可能在邓大人的这种帝王思想领导之下维持更长久。
四、在清算毛泽东极左路线方面，胡耀邦批“五人帮”，邓小平只准批“四人帮”
胡耀邦认为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不能提出批“五人帮”，要考虑许多老干部对毛泽东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是同意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路线错误的，只点“四人帮”名的批判文章，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平反，实际上是纠正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犯罪行为，因为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四人帮”。而邓小平处处为胡耀邦设置障碍，限制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揭发批判。例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报社送审稿，建议用“还历史本来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邓小平反对，他坚持要改成“还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似乎是毛泽东最后又为刘少奇平反。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胡耀邦只能为右派分子“改正”，邓小平只承认反右派扩大化，一定留下几个右派分子，以证明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副帅领导的这场政治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而胡耀邦认为：“多少年来，“四人帮”歪曲我们解放以来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讲得杀气腾腾，是为了讲党内斗争不得了，搅乱人心，乱中夺权。搞得不好上当。”(《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1页)
胡耀邦建议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平反，也遭到邓小平的拒绝，因为牵涉到毛泽东先是暗示高岗反刘少奇，后来又抛出高岗的阴谋诡计。而且邓小平当时也扮演了密告和主持批判饶漱石的不光彩角色，从此以后他便青云直上至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成为接班人候选人之一。正因为几十年来，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是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制造的，邓小平才被毛泽东封为他的副帅。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缺乏正视自己助纣为虐的历史性错误，不敢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因此，不愿意、不支持、实际上反对胡耀邦等人批判、揭发毛泽东错误路线。而胡耀邦清醒地做了深刻的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2页)以至于到了二○○九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阴影仍然控制了邓小平的接班人的头脑，他们继续执行着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邓小平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冤案仍然未能平反，延误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五、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反对三权鼎立；胡赵坚持建立民主政制
胡赵十年新政的重要内容是真正推进中国党政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邓小平按他的“四个坚持”要把斯大林、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政的垄断集权独裁政治制度继续顽固地坚持下去。这两种对立的指导思想，必然出现邓小平与胡赵的分歧与斗争，最后是邓小平把胡赵打下去，罪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废除干部终身制方面，邓小平是口头革命派，他死死抓住中央军委主席不放，对“太后专政”或实际上的领袖大权至死也没有放手，在邓小平身上真正体现了毛泽东一样的领袖终身制。邓小平当然注意到了胡耀邦多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说了不少在邓小平听来相当刺耳的话，包括：胡耀邦强调民主，他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弄懂。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效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人民民主是基础.我们靠民主，专政才正确.”(《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23页)“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江青之流要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页)
胡耀邦说毛泽东建政以后才几年，“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楣。我想，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记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页)
胡耀邦认为，“四人帮”以假乱真，“打着红旗反红旗，先把你的思想搞乱，同时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简单说是两条，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没有这两条，他们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8页)针对一九七七年的中央文件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5页)“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5页)
胡耀邦最早主持为老干部平反，支援他们出来工作，同时坚决主张废除干部终身制，是说到做到的真正革命派，与邓小平的口头革命派完全不同。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说：“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的，身体和机能也都会发生变化，人都一样。所以，我在想，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页)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又说：“干部管理制度要改革。配备班子，要发现优秀的青年干部，五十岁、四十岁，今明年做准备，老同志带一下。一九八○年之后的第二步，要产生一些五十岁左右的第一把手。中央组织部几百人在几年内能找出几百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二十年后人们还会怀念我们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60页)“老同志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党发现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搞好传帮带。”(《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243页)
胡耀邦的有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邓小平极不高兴.如一九七八年胡耀邦讲：“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的阴谋家就是要制造迷信，好去搞阴谋.”“有些人不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什么砍红旗，是你砍旗还是我砍旗?你参加砍旗，砍了多少年了;你还瞎说八道，还以为自己高明，老子天下第六：马、恩、列、斯、毛、我。摆教师爷的架势，老子天下第六不好哇。总说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最最，三个最还嫌少。”(《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270、267、253页)事实上，胡耀邦的批评成了准确的预言，官方不是编了“马恩列斯毛邓论XX”之类的小册子吗?!胡耀邦支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万岁》的文章，指出“如果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能对天安门广场群众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们付出血的代价?”“我们的国家还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们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犯。因此，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就成为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证实了这些判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
胡耀邦坚决主张改革干部体制，并从自己做起，落实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决定，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尖锐地指出：“干部体制不改革，要亡党亡国。”(《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6页)还具体指出：“一定要坚决地、有步骤地实行中央所提出来的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轮换制度、退休制度，将来加一条学习制度。……我放了好几次空气了，主张许多老同志不任实职工作，拿出有生之年来写革命回忆录。……不任实职的同志也可以为党多做贡献.”(《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0页)“中央委员会这一届的平均年龄五十九岁，比较合理的也许是五十五岁，满期是六十五岁.上限是七十五岁，下限三十五岁.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制，这是不能变的原则.”(《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3页)“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有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七十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设想：今后我们党委要做个规定，七十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90页)“我们的老同志，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必然瞭解，我们是很难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必须诚心诚意支援年青人上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27页)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对李锐说：“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下来。”(《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967页)
胡耀邦一九八○年四月同意大利贝林格谈话时，引用了邓小平的话：“人到八十岁，一般地讲，脑子僵化了。有功绩的人当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他并说：“作为执政党，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2─493页)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7页)胡耀邦还说过：“要认真负责地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对党和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线或第三线。”(《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01页)“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职务终身制，一定要搞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32页)
胡耀邦、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干部终身制，关于老同志退居第二线、第三线的意见，这些对于喜爱揽权于一身、一个人说了算的邓小平等人来说，是很刺耳的。认为是抢班夺权，有人说是“要夺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17页)邓小平採取的对策是先下手为强，把胡赵打下去是必然的。
六、“胡赵新政”的悲剧和结局及胡赵的分歧
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启立谈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对郭罗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016页)据赵紫阳回忆，邓小平的批评原话是：“对自由化採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09─1310页)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对胡耀邦摊牌，加上政治罪名。邓小平说到上海、合肥学生闹事时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8页)公开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严重不满，实际上认为胡耀邦不适宜担任总书记是有根本性缺点，意味着“胡赵新政”将面临悲剧命运，唇亡齿寒。胡耀邦倒下去，赵紫阳独臂支撑也难持久。更令邓小平愤怒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抗命不从，不同意戒严出兵镇压学生运动，敢于不参加戒严大会。“六四”以后，赵紫阳一直拒绝检讨，使邓小平处于尴尬处境，把这个制造“六四”惨案的后台老闆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赵紫阳採取了极为严格的软禁十六年的惩罚，超过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邓小平、江泽民一直把赵紫阳软禁到临终，又恨又怕，简直恨之入骨。
因此，从以上列举的部分事实及初步分析看来，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打下去是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就表了态，作为总书记有“根本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赵紫阳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邓小平信，不是导致胡耀邦被罢黜的“最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相反地，胡赵两人在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清污”等问题上是一致的、相配合的。至于某些政策问题上和在经济发展速度、个人批条子列专案等具体问题上，胡赵之间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在同志间是正常的，也证明当时党内还有民主气氛。赵紫阳说在批判胡耀邦会上，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他说话。其正面后果是没有让总书记位置落到邓力群手上。这是赵紫阳从大局与后果考虑而採取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是政治智慧，也有利于全党。不必过分夸大胡赵之间工作上的分歧，而忽视胡赵与邓小平之间的不同路线的斗争。应当说，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新政，证明胡赵在重大路线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配合得很好的。
至于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根据最高领袖表态认定某人为右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跟着违心地转向，批判之、处分之、开除之，如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的处理、一九六九年对刘少奇的批判与处理(只有陈少敏没举手)，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包括彭德怀)投反对票，因为害怕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宁可违背事实与良心，宁可思想、政治路线上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犯历史错误，也绝对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是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遗留下的悲剧性的传统，也是苏共、中共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历史，教训了所有中央委员。政治上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恐怖的政治统治手段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更为重要。同时，应看到在这一类的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者的命运(如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怀、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已经被最高领袖所确定，但是，参与批判者的不同态度可以相当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例如一九五九年张闻天、黄克诚为彭德怀辩护，最终被毛泽东打入“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而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则高升或保住职务。同样地，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批判了胡耀邦，确实使中共总书记的大权没有落入邓力群手中，而是与胡耀邦合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指定为代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掌握在邓小平手中，下台是邓早已决定的。但是继任者是谁，邓小平还在观察、考验，在这种激烈、複杂的政治斗争中，赵紫阳不可能选择同胡耀邦并肩战斗、对抗邓小平的立场，而是策略性地批判胡耀邦，包括为不少人诟病的将来合作不好“只有辞职”这类划清界限的言词，特别是薄一波在批胡会上抛出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一个人签名的信，信中建议邓小平、陈云“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保持国家根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人误认为，赵紫阳的这封信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邓小平同胡耀邦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一系列根本问题、路线问题的分歧是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是邓小平深谋熟虑的内心中早已作出决定的既定方针。胡赵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赵紫阳的一封信不是决定因素，胡耀邦与陆铿谈话也不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发动批胡的藉口和合适时机而已。但是，赵紫阳在这场批胡斗争会上的表现，包括赵说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不听招呼，确实使邓小平比较满意。因此被邓小平选中为代总书记，让邓力群坐了冷板?。赵上台后，得到邓小平同意，还撤销了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不过，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批判使他自己内心有些不安，认为被人误解，在软禁期间为此对一些人作了相当多的解释说明，对不当总书记无所谓，而对批胡没有为他讲话，也没有落井下石并不是无所谓。实际上，不论赵紫阳批判不批判胡耀邦，对胡耀邦的命运是不起作用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只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意味着“胡赵新政”衰亡，预示着赵紫阳悲剧的开始。胡赵接连下台，是邓小平编导的历史悲剧的上、下集。
七、“胡赵新政”能否选择第二条道路？
“胡赵十年新政”在历史上除了夭折之外，有没有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政得以延续生存、不断发展呢?
我想过，如果按党章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总书记，坚持不辞职，正式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是否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当年，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发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莫洛托夫拥有多数票支持。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在政治局处于少数的被动状况，提出第一书记的去留要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意见，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们迅速接来，在中央全会上，赫氏变少数为多数，转危为安，反而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如果也採取这种做法，就得先串联一些同志一起提出建议，而胡耀邦考虑的是为了“大家”和小家，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而检讨，(《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70页)，避免遭到党内斗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追查、清洗“反党集团”的悲剧命运，希望尽可能少地使好同志受到牵连。他清楚，如果搞得不好，将付出更大的牺牲，宁可自己受些委屈，违心地检讨;因为中国的党和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更甚于苏联共产党。
如果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採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贯彻他的与学生对话方式，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缓解矛盾，拒绝镇压在学生运动的武力办法，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赵紫阳本人担心，会出现内战局面。因此，他本人接受了撤职的处理方式，并未採取任何“分裂党”的措施。反而，邓小平以“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软禁赵紫阳十七年，清查、处分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和群众。邓小平莫须有地给赵紫阳加上“分裂党”的罪名，也封住了正直的党中央委员的嘴，不敢公开为赵辩护了。
我也想过，在一九八○年中央讨论修改宪法，改善中央领导体制时，如果提出实行一九五四年的“五四宪法”或《共同纲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县以下普选，县以上间接选举，组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政党、国家主席和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执政，邓小平可能担任主席。这样的好处至少在邓小平独霸军权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这真的有可能实现吗?胡耀邦当时是思考过这个大问题的。他同法国等外国党领导人谈话中和派出了考察组赴瑞典，想瞭解社会民主党执政状况，证明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后来同于光远讨论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也证明他在思考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政治制度问题。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不可能採取与邓小平对抗的其他激烈行动。在胡耀邦哥哥报告故居要倒了时，胡耀邦的回答是：“年代久了，倒就让它倒吧!”这是他对老家旧故居的一种心态，也可能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的心态。
八、胡耀邦：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回京赋闲时和一九八八年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后，都曾借历史的苍凉，以诗词抒发心中的苍凉，反映出乐观、达观的胡耀邦的心态中有深沉悲愤的另外一面。
一九七二年胡耀邦曾抄写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其中写道：“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淩虚，歎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他抄写辛弃疾的词：“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东山恨晚，泪落哀筝曲。几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胡耀邦还抄写了可能是心境写照的《哀筝曲》：“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佐王政，二叔反流言。”(参见《旧文参考》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西安商报》社编)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邓小平打下台后，又再次借诗明志。一九八八年一月胡耀邦为万毅题赠：“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一九八八年六月为吴冷西回忆录题：“夜看酆城气，回首蛟龙池。齿鬓己自料，意深苦陈词。”八月又题诗赠林萍：“内乱难逃鬼蛇罪，苹梢能辨东西风。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为贺晋年墨竹画题诗：“直节生来劲，高标老来刚。流莺恣大笛，吹散鬓边霜。”并赋诗相赠：“伏枥年华老却龄，拼付铁骨付丹青。丹青特爱梅和竹，赚得清香满玉庭。”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去“山东养马岛”，传说为秦始皇东巡养马之处，现为人民日报社休养所。胡耀邦即兴赋诗《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九月十日改就。
“辇从秦皇下沧蓬，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秋翁。”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胡耀邦作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远对此词解读道，胡耀邦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比较含蓄。他有酸甜苦涩，怎能同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但是，也相当尖锐地充满义愤地质问“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胡耀邦思想年谱》)
胡耀邦生前向夫人表达了安排后事的心愿：“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在他去世后，李昭遵照胡耀邦“不去八宝山”的遗愿，将耀邦安葬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富华山。
对于胡耀邦含蓄地在诗词中透露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苦涩”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胡耀邦不愿去八宝山?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使他的心境出现悲凉与悲愤?……在本文中我试图从邓小平扼杀、腰斩“胡赵新政”的角度作一些解析，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希望有识者指正。
九、结语
总之，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是几十年、几百年了。胡赵新政只有十二年，在漫长历史中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又是流星一样的闪耀着极为明亮的光辉的十二年。胡赵在各种阻扰不断袭来的困境中，步步维艰，不断跋涉前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能够希望他们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么大的根本问题吗?美国、法国也是在几百年中几经挫折和反覆，逐步前进的。我想，不能苛责于胡赵。
胡耀邦早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就已经认识到：“我个人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两个方面、四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第一方面是国内问题，国内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在专政问题上，我看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抓了很多人，甚至杀了很多人。我们也犯过这个错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又说：“你们法国党、意共、西共，都不赞成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我反覆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同法国共产党乔治·马歇谈话，《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00页)赵紫阳接过了胡耀邦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组织起草了政改方案，向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报告。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生命和可贵的自由。
应当公正地说，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和性格上是有弱点和缺点的，人们正在还将作出各种评说。我想，项南批评胡耀邦“没有顶住”、“一味退让未必是好事”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约见项南，“项南表示：一个乡镇企业出问题，就要直接处理省委书记，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胡耀邦说：你在福建的工作要全面肯定;谁能无过失，我自己过失还多些。项南说：有过失是一回事，像你这样不顾事实处分是另外一回事!胡耀邦表示赞同项南的意见，主动提到一九五八年把项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和处分，自己没有顶住。项南说：你在压力下，这次又没有顶住。耀邦同志，我对你没有别的意见，就是觉得你有时候肩膀不够硬，许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举了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例子。胡耀邦歎道，现在我自己的日子也很难过。项南理解他的苦衷，知道他处境困难，但是认为一味退让也未必是好事。”(《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6页)二十天后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指出，中央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层。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日子从“很难过”变成了“不准过”，被迫辞职、检讨、下台了。在邓小平的高压下赵紫阳在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难题时，同样地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没有顶住”。客观地说，胡赵也不可能顶住邓陈李三个婆婆的强大军政压力。
赵紫阳在“六四”之前，只能口头讲“民主”、“法制”、“对话”，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没有顶住”也不可能顶住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同样地被赶下台，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只是赵紫阳最后採取了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勇敢行动：拒绝检讨认错，对邓小平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有人认为赵紫阳是考虑以个人道德伦理为重，忽视了责任伦理。如果赵紫阳学习邓小平作“永不翻案”的假检讨，等待时机，韬光养晦，也许能保护一些人。但是，那么赵紫阳也就不是赵紫阳了。万里说过，赵紫阳最后的选择很不容易，以前的就不用讲了。赵紫阳总书记选择的是陈独秀总书记拒绝检讨的值得讚颂的态度，因此遭到了邓小平的严惩：遭到被软禁十六年的不人道的待遇。总之，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历史、中国政治史上光辉的双子星座。历史将给他们应有的评价。
我想，如果胡赵新政不要说很长，如果再继续给他们二十年时间，能够继续沿着胡赵路线，在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民强国、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未来，那么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样呢?十二年的政绩是如此辉煌，那样了不起，那么坚持三十年后会如何呢?这是可以想到的。至少是国强民富，而不是“官富”吧!将不是到了二○○八年底有人写个文章(宣言或声明)就被抓捕、软禁、抄家，而是更民主、更自由、更有人权的政治局面吧!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经验教训明确表明：共产党军事独裁垄断的一党专政已经走入穷途末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既然已经证明是大错特错了，像苏联坚持了七十年后，仍然瓦解消失了。胡赵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辉煌成果，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又被邓小平腰斩了。历史的机遇转瞬即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不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也不要听天由命。至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做一代伟人，还是做一个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那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