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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娅自述:从新疆餐厅舞女到影视明星

我出生在新疆伊宁,那里有30多个民族,被称作“塞外江南”。那里离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很近,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很像。我吃着面包黄油长大,小时候每到假期,我都会去农村的亲戚家,住在哈萨克族的毡房里,跟着伯伯们去原始森林骑马打猎——拿镰刀割麦子,掰苞米——我什么农活都会干,熟练得很。

幼时的佟丽娅与爸爸妈妈(图/微博@佟丽娅)

我家在伊犁市区,从小,我就睡在一张很高的钢丝床上,家里的屋顶是尖的,还有很多蕾丝制品。家里还有三四亩地,和一个大院子,养了五六头马鹿——因为常喝鹿血酒,我从小就不怕冷。

那时候大家离得特别近,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我们把街被称为“巷子”——只要有一家做饭,整个巷子都能闻见。新疆的天总是黑得很晚——夏天到晚上10点天还亮着,我们小孩子们就在外面疯玩,玩累了就住在朋友家,大人也从来不会担心自己的小孩丢了。总之,人和人之间特别亲近。

伊犁以边贸生意为主,很多口里人(我们把嘉峪关以东的地方都叫“口里”)来来往往。我家院子就租给了外来人——当时就住着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人,加上妈妈是汉族,爸爸是锡伯族,所以我从小就在好几种语言的环境里长大。口里人讨生活特别不容易,我们经常串门,一起吃饭。

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眼里的新疆。

受我以前演的角色的影响,大家都评价我为“温婉女神派”,但我是在新疆那样一个奔放而融合的环境里长大,性格其实一点都不文静。

在新疆艺术学院附中舞蹈系,我开始了舞蹈表演专业的学习。第一次来北京是1999年的国庆节——我在花车上表演,绚烂的光照在高楼的屋顶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玻璃(幕墙)房子。当时我就想:“北京好美。连房子都是玻璃做的,还会发光。”可能是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关于北京的种子。

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我被借调到中国歌舞团——那是2003年,大家纷纷因为“非典”逃出北京,而我却为了跳舞闯进京城。

刚来北京,歌舞团没什么演出,我兜里也没钱,就去餐厅跳新疆舞——跳三四支舞就能挣200块钱,还有好几个维吾尔族姐妹陪伴,我觉得很开心,挺好。

第二年,我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中戏在南锣鼓巷,这让我意识到北京也不全是高楼大厦、车来人往。我总能听到胡同里响起的自行车铃,看到杨树下几个悠闲地摆开棋盘的大爷,还有街坊邻居聊着家长里短。那时就更觉得北京好——有人情味,更好。

很多从新疆出来的人都会选择北京,其一可能是饮食习惯,其二就是这种人情味。新疆人大多很仗义,而且不需要“预热”,没有目的性。当你是朋友了,有事就尽管招呼吧,绝对不藏着掖着,有多少力气也都会全给你使出来。

从中戏毕业的时候,说不焦虑都是假的。

我在幸福大街边上租了个顶楼的房子,特别便宜。第一天晚上在那儿收拾行李,有火车轰隆隆过,空荡荡的房子都像在跟着摇晃,让人感到心里特别落寞。

新的篇章就要开始了,可温饱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是那种会闷在一个地方苦思冥想的人,要打消对未来的焦虑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些什么,比如说跑组——其实大家都会跑组、递资料,只不过我更有紧迫性——大学四年我跑了将近100个剧组,哪怕我跑去的这个剧组肯定不会用我,我也会去,为了让对方对我有印象,也许以后就会帮到我。想要抓住每次的机会,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念头。

说到底,新疆人其实心都挺大的。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想,实在不行就去餐厅跳新疆舞也行,怎么也能赚几百块钱,只要开心就好。后来考上中戏,学了表演,眼界开阔了,再回去跳舞是不干了,但我的心态还是一样乐观。事实证明,我大学四年跑的那些剧组都是值得的——那些导演都会记得我,后来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一直有戏拍。

佟丽娅与父亲(图/微博@佟丽娅)

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觉得我吃了不少苦,但那些苦在我看来还很甜。比如当年还在中国歌舞团的时候,我跟着团里下部队慰问演出,到了晚上,一群姑娘夜卧草原,披星而眠,看着满天星星,环境是挺恶劣的,不过滋味很美。还有一次拍戏,我不小心炸伤了右眼,出了血,但简单地冲洗、消毒、止血后,我就继续拍戏了。现在想想还挺后怕,当时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吃不饱肚子才是真的苦呢!

这一路上,我都是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怎么得到,然后就去争取,就像从小爸妈就教我四个字——不走捷径;还有一句话是“腰杆儿硬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新疆人就是这样,走到哪儿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敢想敢干,什么都不怕。

我现在想的就是下一部戏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下一次旅游要带我妈去哪儿,或者给我爸买个什么样的车,这样就足够了。

锡伯族姑娘佟丽娅(图/微博@佟丽娅)

责任编辑: 陈柏圣  来源:网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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