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我几年前就已经谈透了的问题，可是，现实中错误的观点和认识依然盛行，而且大有愈来愈严重的态势。今天再就这个问题说说我的基本观点。
1道德沦丧的标志
前几天在《也给年青人列个书单》中提及了边沁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就是希望通过读这本书能了解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以及形成的基本原理。
道德与法律本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前者是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强制他律。前者比后者要求更高，后者是为了守住前者的底线而不得不以立法形式强制实施。所以，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个常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明白了这个常识，我们再来看看道德到底是如何沦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是：法律既然是道德的底线，如果有法律在，法律还能管用，那么，所谓道德沦丧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守住了底线就说明道德还没有完全泯灭。如果人民只有守法这个水平的道德约束，只能说明道德水平还不高，但不能说道德已完全沦丧了。反过来，如果是法律已经没有了，或者有法律也是形同虚设，权大于法，人人都只崇拜权力，那么，法律就已经事实上死亡了。法律没有了，怎么可能还有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呢?
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我们就能有一个基本的结论：道德沦丧的标志不是别的什么表象的东西，而是其本质所在，即法律不存，法制不张。
2中国人道德底线到底何时失守
当然是法制遭到彻底毁灭的时候。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毛时代的革命和斗争，破坏了一切传统的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既有秩序，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文革更是废除了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也废除了一切正常的政治秩序，只对毛本人负责的一个文革领导小组，就成了统领一切的政权核心。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参见《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此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進程骤然中断。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报告，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批复宣布中央书记处决定：第一，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第二，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并明确规定三机关都“由公安部党组统率”，明白无误地把“两高”直接置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至此，1954年制定的宪法就变成了废纸。宪法规定的平行机构“一府两院”(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而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公安部却成了“两高”的领导者。法制秩序被彻底摧毁，庄严的宪法就这样被强奸和蹂躏，弃如敝屣。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進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实际上谁还“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了刑，甚或直接枪毙。(以上参见《“以党治国”面面观》，《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略有删改。)
到了文革时期，一切就都不用说了，连国家主席都可以随便抓，随便打，随便折磨致死，上亿人被审查，几千万人被批斗，几百万人被打死。这还有什么法律可言，又如何扯得上道德二字?
当我们在谈论道德沦丧时，一定不要忘记了，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彻底摧毁了一国的法制体系。连法制都不要了，更何谈道德啊?
3要命与要钱：到底谁更无道德
我们许多人，总在说今天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人人都在说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可就是没人真正深刻地反省到底何时又因为什么而道德沦丧，总是简单地把一切问题归因于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似乎一切都是“向钱看”的恶果。
我在《也给年青人列个书单》中还提及了另一本名著《欲望与利益》，推荐这本书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人类最具破坏性的欲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经济学主张对金钱的欲望不仅没有错，反而是为了拯救人类走出欲望的泥沼，摈弃欲望的破坏性和毁灭性，走向自由与平等的现代文明。
我们都应该知道，革命和斗争到底是要什么?一是要权，二是要命对不?要权是为了要一切，而要命就是夺命抢权啊。如果要钱是不道德的，那么要命和要权就是道德的了?那些把道德沦丧归因于改革开放的人，你如果不是脑子進了水，请稍微动动脑子想想简单的道理成不?
我在《也给年青人列个书单》还提及了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推荐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读这本书了解人类的众多欲望当中，到底什么欲望才是“温和的欲望”，什么才是自由和平等，又如何实现自由平等的交换，再如何避免权力和荣誉驱使下的抢掠和战争，毁灭和破坏。关于金钱的欲望，斯密论述了，并因之开创了经济学理论。赫希曼又在《欲望与利益》中作了更進一步的阐释。他们的基本结论就是，人类最具破坏性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相对众多的欲望，对金钱的追逐是最为“温和的”，因为按市场规则，金钱的获取要靠自由平等的交换，而不是抢掠、革命、斗争甚或战争。
所以，要搞清楚到底是谁，是什么时候沦丧了中国人的道德，只需要搞清楚谁是要权、要命的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夺命抢权了，答案就不言自明。请记住我的话，要钱没什么不道德，要权要命才是毫无底线的道德沦丧，法制沦丧，并终至社会沦丧的罪首。
4道德建设以法制建设为前提
从道德与法制的关系看，没有法制就断然不可能有道德，有了法制，随着法制的逐渐完善，道德才可能逐渐恢复和提高。
在一个法制不张的社会里，不要空谈道德，不要一出口就拿道德说事，不要动不动抢占道德制高点，更不要扯什么“依德治国”的蛋。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时候不是依法治国的。刘邦入咸阳，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法三章。历朝历代的皇帝，除了少数昏庸者，多数都是依法治国的。所谓“皇帝诏曰”，也多数是在国法的框架内進行的，皇帝只是颁布和行使法权的一个载体而已。
国有法，民才可能有规。国家有法制意识和法制事实，人民才可能有规则意识和遵规守约。毕竟道德的本质同法律一样，就是行为的规则和规范。
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不管存在多少问题，终归是在往法治的正确轨道上走，比起毛时代的“只要人治，不要法治”是進步了很多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管存在多少问题，也是比毛时代大有進步的。那些粉饰毛时代的道德水平的人，正是那些洗净了嗜血的双手，开始大讲特讲道德，并动辄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人。他们是红卫兵的一代，是怀念革命与斗争，暴力和抢掠的一代。他们的所谓道德，就是把你划为阶级敌人，然后夺你命，掠你财，再然后就有了革命的至高无上的道德。
5立法的基础和前提
法律既然是道德的底线，那么恶法也就是恶德的底线?没错。所以，立法是有前提的。
道德规范源自民俗里约，是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依据这些价值观念形成的行为约束。这些行为约束之中，最基本的东西是要求人人必须遵守的，否则社会就可能陷入无序和混乱状态。这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法律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既然法律基于道德，道德基于民俗里约，那么立法就必须是大众立法。唯其如此，法律才能体现一个社会里众人公认的基础价值观念。如果是少数人立法，就很可能是将个别人的意志通过法律来强加于众人，不能体现众人的共识。这样的法律就很可能“法不责众”，失去法律本应有的“合法性”和只有大众支持才能有的那种尊严。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刑法和民法中，对说谎、不守信用、不遵守契约的行为都是通过立法来進行重处的。因为真实、守信和守约是自由和平等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是道德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对这最基本的内容却是异常宽容的，有些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约，比如对那些说谎的人，就从来没有法律条文约定明确的处罚细则。在现实中，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普通民众，甚至根本没把说谎当回事。相反，我们对限制公民自由的立法却是十分的严厉，越来越严厉，比如扫黄、比如禁言，这些本应该是道德范畴而非法律范畴的东西，我们却搞成了法律。以扫黄为例，那么多官员可以“通奸”，可以二奶三奶，民众卖淫嫖娼居然还违法?事实上，中国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嫖的，这就叫法不责众。扫黄除了给执法者创收之外，也实在找不出还有多少实质的意义。
有些没有法律约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随便处罚别人，比如如今十分盛行的“喝茶”，似乎已经是一种准法律了。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守住，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没有明确，个人或政党的意志被无限放大，民众的法律和道德诉求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