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习近平与美企高管在北京会谈中的表现，不仅凸显了习近平治国无能的困境，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对习近平无奈的困境。习近平训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空洞又高傲，令人不敢相信，他对中国经济的大麻烦真能“有办法”，但与此同时，习的这种“做派”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那些不满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中国人，对他也毫无办法。
当下中国的这种双重困境，让不少人都想到了明末的中国。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当下的中国与明末的中国有可比之处呢？我相信，一层含义是指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正在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灭顶之灾。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个皇帝和整个国家，其实是别有选择的，因此，国家本不至于亡于外族，而社稷也不至于生灵涂炭。
虽然习近平的作为容易让人联想到崇祯，但其实两个时代的中国和两个“皇帝”的处境，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可比。习近平根本没有外患之忧，他拥有的国家力量，更令崇祯无法想象。但为什么还是有一种宿命般的逻辑，让一个人的意志或愚蠢，能给如此广大的“众生”，甚至可能给遥远的外邦，带来一场浩劫呢？这个问题当然非一篇时政评论所能阐述清楚，但我想强调两个基本判断，一个就是，今天中国的双重困境，是中国利用改朝换代、重建大一统的传统来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中国借此实现了经济和技术现代化，却未能摆脱这个政治文化的内生逻辑，即所谓的“周期律”，第二，中国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深度整合，既为中国走出这个文化困境创造了条件，也由此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灾难风险。
基于这两个判断，当下习近平无能治理中国的困境与中国人拿习近平没办法的困境，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样的实际风险和机会？这显然不可能简单与明末中国相比得到答案。未来中国的风险和机会，主要集中在战争与革命这两个问题上。战争若打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战争？革命若爆发会是什么样的革命？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双重困境，要求海内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能够对各种可能性的因果逻辑关系，有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和交流。事实上，美中的经济战、技术战，以及因台海和南海的冲突引发的战争风险，已经越来越现实，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层面上展开，未来中国有什么样的变革机会和挑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思想者不得不深究，也越来越热门的交流话题。
对比之下，由于国内知识分子的交流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约束，而海外华人思想者则缺乏深入交流的平台。这意味着当重大的历史机会出现的时候，华人思维和交流产生的想象力，很可能不足以支持新秩序的创造。我认为这才是当下中国双重困境背后最大的隐忧。
回顾近两百年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走过的道路之坎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应该说，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时至今日，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思想精英，仍未能突破自说自话的大格局。对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片不祥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