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军队高层开始卷入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罗瑞卿时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主任、人大常委委员等职，其党内、军内和政府工作任职之多几乎无人可出其右，其地位之显赫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罗瑞卿的倒台与日后不久倒台的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一起被称之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罗瑞卿在此四人当中，从政治地位来讲低于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但是其重要性却仅次于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可见在中共高层受重视之程度。大陆的党史学界在罗瑞卿事件问题上，长期以来都将罗瑞卿的倒台归结为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而毛泽东在发动文革运动是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故误信了林彪的馋言和诬告而将罗瑞卿打倒。显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化、公式化的模式，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法深刻揭示这一事件深远的、内在的因素。本文更加全面地披露了罗瑞卿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包括苏振华与叶剑英的态度，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的全文摘录。
罗瑞卿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军工作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经过海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各项工作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着。“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争创“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①【注1“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1960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要求部队开展“五好战士”运动。“五好战士”标准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12月30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又传达了林彪对1961年部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个连队争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从此，一个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作为基础建设的内容在全军开展起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运动即告终止。】深入军心。海军党委团结也是好的，全海军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学毛著、学雷锋形成热潮，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出来，整个海军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军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中指出，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体现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的精神，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
在海军党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了海军党委常委委员、书记、副书记等。之后经中央批准，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赵启民、周希汉、张秀川、张学思十人为常委委员。萧劲光为第一书记，苏振华为第二书记，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为副书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开始的全军大比武，成为党内、军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全军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②【注2郭兴福：南京军区某部连长。他在步兵单兵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练员战术教学训练时做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并按“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要求练兵。这套训练方法受到总参和军委领导的重视和赞扬，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提出引起。当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均有负责干部出席，海军是我和刘道生两人参加。
这次现场会议由南京军区事先准备了战术、技术项目进行表演，并且表演得比较熟练精彩，大家看了都认为好。罗瑞卿总结讲话时，要求全军迅速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回到北京后，我和刘道生整理了汇报提纲，并向海军常委们做了汇报。
我当时认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是正确的。2月初，海军党委下发指示，号召海军各部队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
从此，海军各单位就开始掀起以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军训高潮”，并从下而上的搞起“比武运动”。6月在舟山，海军召开了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尖子”单位进行了表演，贺龙、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长到会观看，海军有苏振华和我到会。12月在青岛，海军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比武大会，萧劲光、刘道生到会。这样一来，全军学习、推广郭兴福群众性军事训练教学方法，在一些基层部队，就变成个别单位和少数“尖子”的“大比武”活动(实际上郭兴福教学方法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战斗作风培养、贯彻群众性练兵活动等内容)，并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动发展到全海军性的大比武。
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比武，军事训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比武。比武仅仅是郭兴福教学法中考核训练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宣传下，“练兵为比武”、“训练为比武”的空气相当浓厚，而比武、练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军有些领导也提出“比武压倒一切”，“海军工作的中心转到比武上来”。在大比武中，还发生弄虚作假现象。例如，拼凑“尖子”(将几个单位的技术能手拼凑在一起)参加比武的锦标主义现象和花架子“练为看”的形式主义现象等等。当时，对林彪提出的建军方针和路线，虽然没有听到公开反对，但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气很自然的逐渐淡薄起来。
1965年初，由罗瑞卿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海军照例是我参加。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的批评。
林彪批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林彪说：“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
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后，不但罗瑞卿震动很大，对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其他人也震动很大。罗瑞卿觉得林彪批评过重，他认为对1964年的军事训练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在会上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因此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在向下传达时，是按照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的指导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这样修改林彪的批评意见，我心中虽有疑惑，但我们带“耳朵”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对林彪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塞进自己私货，力图阻止林彪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1965年初，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就海军而言，下面部队问题不大，上面怎么指示，下面怎么执行，同时已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部队战备工作的情况仍然不错。
可是在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却发生了问题。对于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有的常委态度比较明朗，如萧劲光，但也有的常委态度不明朗，纠正工作不积极，不坚决，采取消极的态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纠正海军存在的“军事冲击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闻不问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因此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际反对。
虽然有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批评，但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气可鼓，不可泄”的意见是以军委办公会议精神传达的，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中仍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产生新的意见分歧并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萧劲光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建议，开一次常委通气会，发扬民主、交换意见。检查海军党委，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评“军事冲击政治”的思想状况和改进措施。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八·六”海战之后，开了几天相互通气交换意见的常委会议。
会上我比较尖锐的讲了一些意见，我指出，在全军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时候，目前常委中出现新的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现不协调、不配合、不团结的现象。特别指出，对如何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纠正“军事冲击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认真贯彻林彪指示，积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第二种是对林彪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第三种是对林彪指示既消极又抵制。
我提出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军党委把思想统一在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上。虽然我在会议上没有点明“军、政并重”论，实际上已表明我的态度。
这一下大概把苏振华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后，送给了罗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叫我留下，并有梁必业、刘志坚、徐立清在座。
罗对我说：“你在海军常委通气会议的发言记录稿我已看过了。”
我说：“可能有错误，请总长批评指示。”
罗说：“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夹起尾巴做人，搞好团结。问题是否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说：“同意总长指示，目前海军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希望总长加以重视。”
谈话结束后，梁必业邀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在梁必业家里闲谈中，我说了一句：“北京情况不太平，军队有人要闹事。”
梁必业追问我：“谁?”
我自悔失言，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只说：“以后你会知道。”
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
我又从小道消息知道，全军中将以上的干部定级方案已报中央，罗瑞卿亲自将梁必业的行政级别由六级提为五级，因此我不敢实情实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对全军大比武进行批评后，林彪和罗瑞卿两种建军思想的矛盾逐步公开化。但当时，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
当时我认为，政治和军训应该是军队整体工作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的体会是，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但是在当时，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罗瑞卿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军党委常委的分歧“到此为止”，显然是办不到的。并且进一步由意见分歧发展到行动和情绪的对立。
1965年秋天，海政经过调查研究，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后称《三年工作基本总结》)，送海军党委审查，并提议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总结。
海军党委同意海政的建议，确定10月下旬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并向下发了开会通知。
可是会没开几天，主持党委工作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却拍屁股走人了，他说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去。一部分会议代表，看到苏振华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来参加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对苏振华的行为是非常气愤的，很明显，他是从行动和情绪上表现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态度，表现出对林彪批评罗瑞卿的不满，表现出对军委检查团批评海军工作的不满和三年来调整海军建设方向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公开暴露到全会上，引起部队干部的思想混乱，简直不像个政委样子。
第一书记萧劲光对苏振华的如此行为也不满意，他对我说：“他不在，会议照样进行。”萧仍按原计划主持会议，并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不少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海军党委常委内部这种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的现象，连海军政治委员都不参加海军党委的三届二次全会，因此在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结中，就不能不谈到海军领导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
会议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总结中指出：总的来看，工作方向已经端正，海军工作落后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比三年前，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总结中还提出了海军对“四个第一”是高举、是犹豫、还是反对的三种态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强的十五个问题，也分析了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
全会虽然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但对总结中提到的存在问题，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争论还是相当激烈。我认为这也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几周后，林彪从全会简报中知道了会议情况。有一天，由林办秘书给我打电话，传达林彪对海军工作指示。记得有三条：一条是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小的进步。现在的样子与三年前的样子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工作的结果。另一条是说，林彪表扬祟武以东海战打的好，在国防部的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林彪说这不仅是对海军说的，也是对全军说的。最后一条是要我们把这次全会上，海军领导对近几年落实“突出政治”中的两种思想分歧情况搞一个材料，不用写文章的办法，而用拉条条的办法，并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萧劲光司令员汇报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还决定向会议领导小组传达林彪的电话指示。经会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组织写这个材料。大约11月底，他们搞出初稿后，给我送了一份打印稿征求意见。我对该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萧、苏认为……”，或“萧、苏、刘认为……”的地方，我都把“萧”字删掉了。我一直认为，萧、苏两位领导虽然在海军工作的时间较长，但1960年后，对落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海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工作后，特别是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在端正海军工作方向上，萧的态度是正确的;原因之二：虽然海军在去年(1964年)也积极参加了全军大比武活动，但今年初，萧对林彪批评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与苏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三：海军这次全会上，对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实林彪“三条指示”在态度和行动上，萧劲光也是积极的、正确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多次给予好评：1、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2、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几个副总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个;3、对海军的创建工作有成绩、有贡献。
这份准备上报林彪的材料就是《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
12月初，海军萧、苏和我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仍回海军继续参加三届二次全会。此时我看到，将要上报林彪的《情况报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观点，大意为：“党委常委内部争论的实质，是两种建军思想的争论，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坚持不坚持‘四个第一’的争论。是对军委扩大会议、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问题的争论。”由于刚刚参加了中央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萧劲光和我对这种提法都没有反对。
12月21日，在海军三届二次全会闭幕前，党委常委们基本同意了《情况报告》，并报林彪和军委。
此次海军三届二次全会之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锐化，日益公开化了。
三、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军舰艇部队在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战后，经林彪批准，由国防部向海军作战部队颁发嘉奖令，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以后称之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2、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4、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后经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中央军委决定把“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批语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军、政并重”论而言的。
1966年1月，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突出政治的战略意义，萧华在会议上说，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今年各项工作总方针、总任务，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通过毛主席的明确支持，通过各级领导、各种会议、多份文件的强调，通过各种舆论形式与渠道的宣传，当时在解放军中突出政治的空气极为浓厚。
1963年前后，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此时，罗瑞卿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要职在身。他除了向贺龙请示报告外，还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请示报告。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十分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
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1965年上半年，据说罗瑞卿曾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求：其大致内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工作”，“军队事情一切由罗管”。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
其实林彪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对罗瑞卿是重用的。从历史上了解，林、罗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在历史上林、罗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养病后，也是希望罗在工作中多给他“通气”。但从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对人说：“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
1965年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又说：“罗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指毛泽东)和首长都知道了。”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叶群还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我：“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我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我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她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电话之后，我找王宏坤、张秀川到我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我没有首先表示写什么内容，王宏坤也没有表示意见，主要是张秀川谈了一些问题，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我就要张秀川在我的办公桌上写出来。写出后我看了转给王宏坤看，他也没有意见，我看了虽然不十分满意，但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只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帅说：“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帅又提到萧劲光问题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我静静的听着，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同。因为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帅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我还是静静的听着，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
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央要召开批罗会议，事后想想，这是叶帅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问题。海军萧、苏和我三人参加。
会议先看文件，后揭发批判。罗瑞卿当时在昆明，会议进行中，用飞机接来上海的，到达上海后就将他软禁了。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
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
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回到北京后，萧、苏决定由我负责向参加海军三届二次全会的正式代表和海军直属各大部的党委成员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和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的决定。全会代表和各大部党委成员听了传达后，都觉得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很惊讶!关于罗瑞卿的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不知道。
1966年3月4日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做进一步的揭发批判。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对会议进行领导。其实他们三人只在会议开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会议如何开法，并指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三人对会议进行具体指导，以后邓、彭两人就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进行，开了一个多月。罗瑞卿软禁在他原来住处，会议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检查，我记得罗在检查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
会议初期，批判的温度并不太高。但会议中途的3月18日罗突然跳楼，自杀未遂，将腿骨折断，并立即送医院治疗。叶帅当时填了一首词，词的其他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将军一跳声名裂”。罗跳楼后，三人小组决定由萧华到医院探望，探望中两人的对话情况向会议作了传达。其中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罗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邓小平在罗跳楼后曾说：“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据说毛泽东知道罗跳楼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罗的跳楼自杀，引起会议极大义愤，揭发批判的温度也逐步上升。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着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会议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人的问题。
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说几句我的想法。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第一，毛主席对林彪“突出政治”的建军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这是不容质疑的。早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坚持“四个第一”，毛泽东曾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第二，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而言，领导强调突出政治，被领导强调军训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对抗吗?总参谋长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对立，这是组织纪律不能允许的;第三，林彪曾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我亲身参加了军委检查团，当时海军的状况使我看到了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恶果，我认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与加强军事训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原本可以通过正常交流沟通的办法解决;第五，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当时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罗也不会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书归正传。
在京西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仍未见印发出来，我心里有些猜测。
有一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我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埋伏四根什么刺呢?并未指出来，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四根刺”是什么!)就是在罗瑞卿跳楼后，我的主观认识中仍把罗的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既然开会要求我们揭发批判罗的问题，对罗的批评就是公开的，是畅所欲言的，我的发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埋伏”问题，什么“刺”不“刺”的问题。
我的书面发言稿中心内容是按照当时的批判口径，联系我的思想认识，批判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反对突出政治，第二企图夺林彪的领导权，第三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罗瑞卿。
可能在我批罗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帅决定不能印发。为什么不能印发，还说“有四根刺”呢?因为叶帅也参加了中央上海批罗会议，看到李、王、张写的那个揭发材料，涉及到苏振华，这次京西会议我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对我打过的招呼，从而对我存有成见，因此不准印发我的书面发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就要得罪叶帅，但又考虑：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我左右为难。
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之后，叶群到医院看我，要我安心养病。我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我曾写信想见叶帅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帅没有答应，只批准我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选择。
在住院期间，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对罗瑞卿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